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发展战略问有学者认为，在“以苏为戒”的理论准备下，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伴随着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党内意见没有真正统一，实际上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上的发展相同步，赶超战略的推进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阶段。那就是中国的“”运动。调整时期对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但物质激励机制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小额的物质奖励甚至被当做修正主义措施予以批判。年代围绕着“反修防修反复辟”和“全国学解放军”进行的思想化运动，更强化了精神激励机制，甚至到了“精神万能”的程度。此时的体制结构特点是斯大林模式加上“精神万能”这个斯大林模式的修正版，不但两者的弊端都在放大，而且还经常相互抵牾。沿着这条路恶性发展的结果，是“文化大”的灾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彻底改革过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在全面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王海光：《模式与战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岭南学刊》
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我们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训可以记取Star Sports。我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郭根山：《论赶超战略的本质与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经验教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关于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关于此课题研究的一个亮点。有学者撰文指出，在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在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在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在1998～2005年的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对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分析，提出要纠正有关“轻、重”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武力、温锐：《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有学者认为，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突出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发展缓慢，轻工业落后，消费品缺乏，市场供应长期紧张，生产资料主要在重工业内部循环，中间产品所占比例过大，可供消费的最终产品率低，工业再生产过程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