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Sports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的三大新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发展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国内配套能力，我国工业表现出了强劲韧性，验证了中央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看，在工业化前半段，制造业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增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工业化后半段，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但仍在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大国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不动摇。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有所弱化、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实现“双碳”目标任务等新问题、新挑战、新要求。在新一轮科技的大背景下，工业发展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不能重复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把推动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工业发展路径，以新型工业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经济建设最为显著的成绩之一Star Sports，是形成了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事实证明，从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在多轮重大风险事件冲击中，我国工业都展现出了较为显著的稳定性。与其他产业相比，这种相对稳定性源自我国工业生产体系较为健全、工业整体生产率相对较高、市场化改革更到位、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研发创新更活跃、上下游关系更紧密、国际竞争力更强等因素。
但也要看到，我国工业化走过了有别于工业化先行国的“压缩式”道路，在缔造了后发赶超的大国工业化奇迹的同时，“短而快”的增长路径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决定了我国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企业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导致在关键技术、基础性技术、核心技术等方面相对落后，在某些领域和环节受制于人，产业分工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工业企业环境影响大而效益不高等问题。其中，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已成为影响我国产业链安全，进而限制工业发展空间和质量提升的重大风险隐患。
习总指出，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当前，我国工业发展要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以稳链、固链、强链为重点，锻长补短。这既是对以往“压缩式”工业化进行的必要补课，也是应对全球产业分工演变和大国竞争的必然选择。“稳链、固链、强链”的措施，一是要求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推进，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梳理我国产业链的短板和弱项，形成以企业需求为主，科研、高校协同攻关的机制；二是要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及时分析市场供需状况，组织企业共同应对市场外部冲击；三是要求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形成大中小企业、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的市场生态，这不仅要积极培育拥有国际化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国际生产布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而且要壮大凭借高溢价专用资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深植于高技术领域产业生态体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尊重企业家精神，以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正在递减，实现制造业占比稳定的目标需要培育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我国工业体系中已经聚集了大规模的海量数据，为数据资源的精准识别、深度挖掘、系统集成、综合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牵引着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驶入快车道，但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在规模扩张的阶段，与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发展快而不优。特别是在工业领域，生产端的数据分散在不同产业、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具有一定的碎片化特点，尚未建立起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开放式的数据要素交易机制和数字资产体系。习总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据这一要求，必须牢牢把握工业生产的根本规律，扎根制造本质，扣住智能特征，加快工业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齐头并进，以工艺、装备为核心，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制造系统，以高水平的数字经济有力支撑工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确立，国内市场需求将向高品质、多样化等方向转化。从世界范围看，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孕育出的未来产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新兴产业或者涉及与制造相关的经济活动，这些新兴产业和活动是我国制造业新的增长点，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升级的重要支撑，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可以在工艺革新、流程再造、良品率提升、新产品设计开发、库存管理、物流配送等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上，为我国工业提质增效带来更大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生产和服务，可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进一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多样化需求，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为工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市场空间。
“十四五”时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五年。工业将在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现阶段我国工业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比重仍处在70%的高位水平，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减排压力凸显，高载能产业碳达峰窗口偏紧，但如果运动式、一刀切地执行“双控任务”，又不利于工业的稳增长。从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进化。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压缩式”、不均衡的工业化进程，不应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对立和割裂开来，而是要深入挖掘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兼容点，充分吸收利用工业文明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和组织制度，夯实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在使全体中国人民充分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同时，占据全球绿色发展和低碳竞争的制高点。
绿色发展既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国工业由大转强、推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习总指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将重塑工业价值实现的取向，引导工业企业由利润导向转向更加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我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完成工业绿色转型对于稳定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都将产生积极影响。面对全球绿色竞争加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将确保“双碳”目标如期实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工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总体方向，在有力支撑我国工业整体素质提升的同时，为世界工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工业化进程提供可共享、可复制的绿色转型经验。
（作者：史丹、杨丹辉，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