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对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大量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工业化的成功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和地位，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工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完成，中国工业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而对要不要继续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本文论述了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其次，阐明了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促进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思路和对策。
中国党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工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事实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工业是基础，工业是筋骨，工业是支柱，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离开工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建设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将是“泡影”。我国在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始终要清醒认识到工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发达国家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始了一波较强的“去工业化”浪潮。“去工业化”使工业经济在发达国家的地位不断下降，造成“产业空心化”，而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高度发达，其高杠杆、高风险的特征最终使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在注意到这种“去工业化”产生的问题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并适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是在“去工业化”后的“再工业化”，这是在开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新时代，一个信息技术主导驱动、智能制造为先导产业的工业化新时代。
瓦科拉夫·斯米尔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最恒久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制造业是现代西方社会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制造业始终是实现独立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核心领域。并进一步指出：务必提醒那些认为现代社会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独享繁荣的人，制造业不仅是把“有益知识”（指比技术进步、发明创新更广义、更基础的词汇）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基本模式，而且在这种知识演化为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诸多便捷服务的过程中，制造业同样是最根本的手段。
发达国家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及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忽视制造业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吸取。事实上，制造业是发达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核心领域，是技术信息的第一大源泉，而且它的技术进步改造了现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当前，我国制造业虽然总量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但人均规模不到美国的1/3Star Sports，德国和日本的1/4，并且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也放任“去工业化”发展，必将出现更严重的“过早地去工业化”问题。由于制造业发展不充分，取代制造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的作用，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从工业化是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个界定出发，“过早地去工业化”实质是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组合向高级突破性变化，而是对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测算了1958年57个国家的各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和1960年59个国家的各产业劳动力在其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得出的结论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转移，农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下降，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份额增加。当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小于20%，而第二产业份额高于第三产业时，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份额小于10%，第三产业比例逐渐高于第二产业时，国家或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总结这个过程后得出之所以产业结构发生如此顺序变化，根本的驱动力在于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各产业生产率的相对变化。有专家将此变化过程概括成“库兹涅茨化”过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并且，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超过50%。很多人甚至经济学家都认为工业比例下降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诚然，工业比例下降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要警惕这种盲目乐观!很多时候，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例不断上升，仅仅是由于服务业名义价格上涨而非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仅仅是价格上涨导致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提高，结果造成一种现象，即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由此可见，不能简单被统计数据所迷惑，国民经济发展要以效率提升为基础。瓦科拉夫·斯米尔则指出：简单的比例关系显然不适用于评价农业和制造业对多人口国家的重要性。他举例说，尽管美国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2%，但如果就此认为农业无足轻重，那就大错特错了，失去来自农业的这个贡献率与減少相同比例的金融服务业贡献率，两者带来的后果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减少1%，前者将带来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饥俄与死亡，因为全球市场的粮食供给还不足以满足美国的进口，而后者造成的损失已在2009—2011年成为现实，尽管现在经济已开始温和复苏，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减少了1.4%。同样，以GDP贡献率的减少来判断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显然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因为制造业给经济带来的收益是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产业链，它不仅吸纳很多传统职业，而且造就很多全新就业机会。事实上，不管是现代农业、运输业还是通讯业，在这些非工业部门实现伟大转型的过程中，工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不可否认，中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存在“逆库兹涅兹化”现象。有人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时反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或者存在就业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工资性就业回归到自我雇佣，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现象，产生劳动生产率下降。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使中国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进而使中国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要警惕“逆库兹涅兹化”现象，切实促进工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且不可盲目追求所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一直强调坚持走资源环境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使中国工业化具有“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痕迹，导致中国资源消耗过度、环境相对恶化的问题。基于此现象，一些人认为，在现阶段（特征是：工业化后期和互联网时代、服务占比超过一半等），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中国应彻底放弃重化工业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待，不能“因噎废食”。需要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更是工业发展不足产生的。过去是因为工业发展技术水平低、治理能力低而导致资源环境问题，将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更离不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基础。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可以为保护环境而创造财富、积累资金，而且是因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特别需要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可以“变废为宝”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从工业技术发展的视角看，所谓的“废物”，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工业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很多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废弃物以及因使用过而废弃的物品，其实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另一方面，中国诸多环境治理问题需要依靠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无论是大气治理、土壤修复，还是国土整治、大江大河治理；无论是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还是重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均是如此。
事实上，从工业发展的历史看，工业技术路线总体上是沿着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升级的方向不断进步的，工业发展最终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当耗费资源技术是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时，工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而当节约资源技术成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时，工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在工业发展高级阶段，其实也就是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真正要抛弃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即以耗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竞争力的工业增长方式，而不是工业和工业化本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被摆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而一场以互联网与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产业正处于孕育发生之中，一般被称为“第四次工业”。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定义，第一次工业是以采用水蒸气为动力，实现生产机械化为标志，始于1775年瓦特改造蒸汽机；第二次工业是通过使用电力实现大规模生产为标志，始于19世纪末的电气化；第三次工业是以使用电子和信息技术实现生产的自动化为标志，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第四次工业的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融合，是由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驱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四次工业正在颠覆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其蕴含的希望和潜在危险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施瓦布特别强调，历次工业的列车都落下相当数量的全球乘客，如世界上仍有17%的人口至今没有享受到第一次工业带来的福利；而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至今仍落下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他们与电脑上网等毫无关联。毫无疑问，第四次工业中一定会产生新的赢家与输家，这趟列车非常有可能比前三次工业落下更多的乘客。第四次工业有可能削弱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大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次工业将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等。
中国因错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而陷入了落后挨打、悲惨屈辱的境地，第三次工业我国很早觉醒，但也只搭上了列车的后半节。面对第四次工业浪潮，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再也不能错失机遇。中国要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凭借拥有众多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等优势，确保在第四次工业浪潮的“长跑”中不掉队，争取成为“领跑”角色。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必须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的历史机遇，大力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要以迎接第四次工业为契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存在一些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强国战略的实现，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是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仍显不足，一些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领域依赖国外、受制于人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兴事件”即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以下几个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具有代表性：（1）集成电路。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已远超过石油的进口额。集成电路产业是专利密集型高技术产业，而中国集成电路企业在设计、制造工艺、封装测试各环节的核心技术创新和专利布局的积累上，与国际行业巨头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发明专利比例较低。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专利权人申请公开的29735件专利中，发明专利约占2/3，而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及中国地区集成电路产业专利权人申请公开的专利中，发明专利比例超过九成。发明专利占比偏低，凸显中国企业的核心创新能力不足。（2）工业机器人。尽管中国基本掌握了机器人本体设计制造、控制系统软硬件、运动规划等工业机器人相关技术，但总体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人机对话、智能化技术、感应测量、认知等核心及关键技术方面缺乏原创性成果和创新理念，、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等高可靠性基础功能部件方面与国外技术差距依然突出。相关资料显示：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质量和可靠性落后世界先进水平5～10年，核心零部件70%以上依赖进口，进口成本已占总成本的40%以上，严重削弱了国产工业机器人的竞争优势。（3）数控机床。以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为例，国外产品一般连续工作1500h无故障，国产数控机床大约为1000h，相差1/3。而作为数控机床核心的数控系统，德国西门子和日本马扎克、发那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国内中高档机床的数控系统基本从国外进口。（4）工业软件。与智能制造相关的工业软件，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CAE（计算机辅助仿真）开发设计能力严重滞后，与国外工业软件相比技术差距呈扩大之势。（5）关键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性能、可靠性及使用寿命上还逊于发达国家。以应用于精密仪表、低噪音电机等的深沟球轴承为例，国外名牌产品的寿命一般为计算寿命的8倍以上（最高可达30倍以上），可靠性为98%以上（或追求与主机等寿命），而中国轴承的寿命一般仅为计算寿命的3～5倍，可靠性为96%。
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产出等指标在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下，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是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一般地，研发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研究发展3种类型，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就需要三者协同发力。长期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非常小，一般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在10%以上，甚至高达20%以上。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必须合理协调、引导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上的投资规模，保证三类研发活动的协同发展，才能提高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率。此外，受制于体制束缚和激励机制扭曲的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也不尽合理，亟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创新。
当前，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减弱。（1）劳动力成本上升。长期以来，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价格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保持较高增速水平，2016年的平均名义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分别是2010年的1.85倍和1.57倍，年均增长10.8%和7.9%。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虽然仍低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工业化国家，但差距逐渐缩小；单位劳动成本高于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且差距还在拉大。（2）环保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以前以破坏生态环境发展工业的做法已终止，并且要“补课”生态治理、绿色发展。近年来，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和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及近年来不断严格的环保督查，工业企业的环保成本快速上升。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是2010年的2.06倍，其中，治理废气、治理固体废物的投资额是2010年的3倍以上。（3）工业用地成本快速上升。长期以来，为招商引资，各地制定了不少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工业用地政策，这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但也造成工业用地效率低下，土地的稀缺性日趋突出等问题。传统工业低地价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快速增长，工业用地指标已成为制约许多地区工业发展的刚性约束，工业用地价格的快速上升不可避免。（4）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当前国内金融资源“错配”严重，资金在虚拟经济体系内“空转”，大大削弱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工业企业遭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2010—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几乎上升了1倍，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从1.01%上升到1.22%。此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财务费用快速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2014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一些民营工业企业遭到银行抽贷、限贷、压贷而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突出。
根据2000—2016年中国工业总资产利率的变化情况（见图1），在2011年之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总体是向上增长的，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干扰，2008年、2009年暂时出现了下降。但在2011年之后明显出现了相反方向的走势，2011年为9.09%，一路下滑，2015年为6.47，2016年为6.62%。2015年和2016年，中国工业总资产利润率仅比同期一年期利率（5%左右）高出不到2个百分点，制造业已经进入微利时代。在3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9个行业总资产利润率低于同期一年期利率。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造成的“脱实向虚”问题越加严重。一方面，社会资本不愿意投向制造业领域，同时，大量的社会资源逐步从制造业流出，技术人才流失最为严重；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空转”，并进一步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近年来，中国淘汰落后产能成效显著。仅在2012—2015年，全国在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等16个行业大力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共淘汰电力产能2108.4万kW，煤炭5.2亿t、炼铁5897万t、炼钢6640万t、水泥5亿t、平板玻璃1.4亿重量箱、焦炭7694万t、铁合金925万t、电石454万t、电解铝141.2万t、铜冶炼245.7万t、铅冶炼315.3万t、造纸2602万t。但是，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据计算，化肥、水泥、焦炭等重化工业生产以及卷烟、电冰箱、空调、彩电等轻工业生产等产能利用率低于70%，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等低于75%，全国火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已降到4165 h，不到全年总时数的50%，这些都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另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下，一些工业品价格出现反弹，比如煤炭、钢材、水泥、造纸、铝、铜、铅、锌等有色金属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均出现大幅度价格反弹，这些都是在考验前期“去产能”成果能否巩固的问题。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周期性、局部性的产能过剩相比，中国产能过剩则具有领域广、程度深、易于复发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一些新兴行业如太阳能光伏、风电制造、机器人、碳纤维、LED产业等因大量资本短时间进入产业低端环节，也出现了产能过剩；一些行业比如钢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严重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当前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市场难以出清、金融风险累积等都与产能过剩问题密切相联，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受过剩产能行业重资产技术经济特征、职工安置问题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仍面临种种困难。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主要依靠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化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据测算，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全国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20%。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很快，国际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处于所谓的“微笑曲线”底部，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工程承包、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缺乏竞争力，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排放大量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商务部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国内增加值，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加工贸易出口中，以上部门1000美元出口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甚至不足400美元，如电气设备制造业171美元，汽车制造业249美元，电子计算机制造业308美元等。中国在中高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内增加值比例偏低的状况，亟待通过产业、技术、外贸等领域多层面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向全球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并实现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上的攀升。然而，近年来在攀升过程中，却面临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双端挤压”风险。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他们或许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更高效的劳动生产率，更具制造业区位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吸引外资构成替代效应。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约有15个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形成了全球制造业的下一梯队，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泰国、土耳其、越南等，显然这些国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将构成一种替代效应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了“制造业空心化”产生的问题，纷纷推进了“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面临“两端挤压”挑战态势，不得不承认中国原来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优势正日趋弱化，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迫切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面向产业中高端的竞争新优势。
近年来，国际经贸摩擦呈现加剧态势，中美、中欧、中印等是经贸摩擦高发“地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特别是2018年爆发的中美经贸摩擦，现基本上演变成“贸易战”。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中，绝大多数是工业产品或用于后期组装的半成品，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色彩相当浓厚。中美贸易战不但使中国出口直接受到影响，整个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当前工业发展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有5个方面内容：一是产业政策要转型，二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五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影响工业发展的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领域施行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出现明显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采用了“选择性产业政策”或“纵向产业政策”“干预型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完全不用或处于边缘化位置，即由政府来“挑选”竞争赢家，直接配置资源，如各种限制性审批、资格论定、直接补贴等，然而由于政府也存在信息不对称、能力不足和寻租等问题，这种产业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此前产业政策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那么，以后如果继续采用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恐怕是弊大于利，产业政策必须转型，转向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或“横向产业政策”“市场增强型产业政策”。
功能性产业政策是为保障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普适性政策，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等，为所有产业各种类型企业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和第四次工业大环境下，将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功能性产业政策还注重运用信息引导作用，对经济进行“协调活动”，因而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软性产业政策”，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政策手段保护、扶持和加强重点产业的作用遭到削弱，而通过向社会提供信息实现诱导作用则得到加强。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也就是意味着在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时，要确保竞争政策处于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不能与竞争政策相抵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中国越来越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技术前沿，产业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增强，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选择的作用，鼓励不同的企业去探索、试错，这就是竞争机制和竞争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运行效率还不高，还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因此，需要政府继续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要体现在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上。近年来我国发布的“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限制投资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都是促进产业政策转型，发挥竞争政策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举措，必须坚持和进一步深化。
中国党“”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此，应将创新作为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全面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不只是模仿式的创新，而是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显著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完善创新研发活动的激励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提高创新强度、加强技术学习的普遍行为模式。
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不断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为创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包括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创新，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性、协同性；大力发展科技中介组织和科技信息服务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发挥中小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培育全社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和竞争文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需要，也是建设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以及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就工业领域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治理过剩产能、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3个方面。
完善治理机制，着力治理产能过剩痼疾。治理产能过剩思路和机制要从当前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到以市场化、法制化手段为主。一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重点在于深化基础产业、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和金融等生产要素改革，使市场在更大范围、更为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要重点解决不可移动要素配置扭曲诱发的产能过剩②。必须革除地方政府对本地产能的不当保护，减弱地方政府对地方资源，如土地、矿产、信贷支持等不可移动生产要素的控制力，纠正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化配置，实现要素在公开市场的竞争性配置。二是健全市场化准入和退出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负面清单”为原则，减少企业社会性和制度易成本。放宽非公有经济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引入竞争，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大力实施企业兼并重组，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完善退出机制，建立以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为重点的行业援助退出机制。三是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弱化GDP权重，强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如推进绿色GDP核算体系，健全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实行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建立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强化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责任约束，减少和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实行“谁审批、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
推进智能制造，重塑制造范式。要抓住新一代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制造、移动互联、云计算）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制造范式正被解构、重塑：数据要素成为最核心的投入要素，成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决定因素；新型通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或超过交通基础设施，信息标准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调整的基础；智能制造是国民经济体系进步的先导部门，范围经济的重要性可与规模经济比肩，智能制造将重塑产业价值链；大规模定制将与当前主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分庭抗礼，企业内部结构也必须按照新的价值链加以重新整合，企业组织的变革促使生产呈现出平台化和社会化的趋势［16］。在此背景下，中国要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化，不仅要重视装备工业的高端化，更需要重视制造业各环节数据要素的利用和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配套升级。未来中国要从重视“硬”装备到重视“软”系统转变，发展以“智能装备+智能软件+网络互联”三位一体的智能制造架构；加速推进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满足企业智能化改造的需求，同时，以信息通讯技术标准的国际合作推动智能制造的国际合作；集聚数据要素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向制造业领域渗透，使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将资本、数据、品牌、人才和技术优势导入制造业领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道路。
大力实施绿色制造，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组织实施制造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技术改造。鼓励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及大型工业装备、办公设备等产品再制造。切实推进工业污染控制方式的“三转变”，即从终端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分散治理向集中和分散相结合方式转变，从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方式转变。继续推行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行业范围。以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
与物质资本相对应，人力资本凝结着劳动者的知识、创造、经验和技能而创造价值。高质量发展需要人才和人力资本做支撑，这需要我国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在人才和人力资本的量和质上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此前人口红利主要是数量型人口红利，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发展，数量型人口红利已接近耗竭。未来无论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人口素质提高基础上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质量型人口红利，即“人才红利”。
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学校教育是基础。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尽管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提高受教育年限，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比较短，因此，要进一步延长义务教育期限，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之内，推行12年义务教育。
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增强专业人才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主要做法可以考虑：在高中阶段的学校类型上，增加更多职业学校、中专学校，使初中毕业生更多进入这些学校，强化更具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学习和课程设置；在高校专业设置上，提高前沿科技专业、基础专业、交叉学科等课程设置，而对长期就业不佳、学生又没有兴趣的专业及时撤销；国家对企业办学、在职人员培训等给予补助，加强企业、职业学校、工程型大学和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终身学习”制度。
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破除影响人力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最大限度削弱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负面影响，鼓励人才跨地区、跨所有制流动。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一定期限内在不脱离原单位编制的情况下创办和领办企业，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切实尊重知识、尊重创造。
鉴于第四次工业将给人类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因此需提前防范，加大信息技术相关的人力资本建设和教育培训。政府应将使用信息技术进行编程等能力作为提升全民基本素质的重要部分加以积极推进，在义务教育阶段引进计算机编程等数字技术教育，尽早让青少年接触数字技术，养成适应数字技术的逻辑判断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所有专业应开设或加强数据分析教育。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资、引技和引智并举，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为各国及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造一个吸引外资的制度高地。坚决维护基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客观需要，也契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需求，是扩大南南合作、深化南北合作的重要途径。应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制造业合作为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扩大对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投资规模，深化供应链与价值链合作，积极培育具有全产业整合能力的区域性价值链“链主”，逐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注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在贸易投资、财政金融、创新和高技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三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