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五”时期对我国经济与“三五”计划时期，国家对三线地区投资比例最高，占全国的将近一半，年均投资额相当于1953年国家有五年计划开始到1964年时期年均的17倍；“四五”计划时期虽然三线地区投资比例占全国比例下降到近40％，但年均投资额更上升到相当于1953~1964年年均的25倍。整个“三五”、“四五”时期，国家共在三线亿元，年均投资额相当于1953~1964年三线倍。在地区年均投资量上，三线％，相当于翻了一番，其中四川、贵州、宁夏、湖北增长接近或超过两倍；增长较小的山西、河南等省是因为只有部分地区纳入三线地区，甘肃因为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而有部分地区划入二线，就这些省份内的三线地区看，获得投资幅度仍然没有减少。在比重方面，三线％上升到三线％，最高的“三五”计划时期达到4943％，几近全国的一半。

　　从西部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看，1952年只占961％，重工业占956％，到三线％；经过全面三线年，西部工业已经占全国的1326％，重工业占1476％。如果从中西部地区看，变化更为明显，1952年工业占全国的3092％，重工业占3291％；到1965年，工业已占全国的3921％，重工业占4591%；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4028％，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比例，重工业仍然保持在4348％的水平。魏后凯主编：《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从1952年的约7∶3，变为1978年的约6∶4，其中西部重工业总产值在三线年已经接近东部水平。可以说，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的不平衡布局，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三线建设的另一个成就是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给内地以后的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三线企业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原有的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这虽然不是合理的企业经济行为，却是有益均衡的社会行为。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几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使内地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增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边疆内地的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西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航天城，几十个古老落后的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拥有中国人均密度最高的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现在被称为东方电子城；德阳拥有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基地，现在被称为动力城；泸州拥有中国产量最高的化肥厂，被称为化工城。其他如四川自贡、乐山、广元，贵州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曲靖，陕西宝鸡、汉中、铜川，甘肃天水，河南平顶山、南阳，湖北襄樊、宜昌，山西侯马，青海格尔木，等等，也都是中国中小城市的新星。

　　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角度来说，“三五”、“四五”时期的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畸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攀钢建设、成昆铁路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工业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西部开发，影响和改变了当地及辐射区2000万人的命运，它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将还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经济差距将会更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世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如电（“西电东送”）、燃气、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从当前在和经济协调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看，三线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奠定保障基础的功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当年的三线日，总在四川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他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体来说，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1年1月，上将在三线工作会议上也指出：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从当前来看，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二、“四五”时期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Star Sports，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四五”计划时期的一个历史性起步，是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长的指标。“三五”计划提出了计划期末总人口要达到的规模。从“四五”计划开始，才提出了计划期末人口自然增长率要达到的水平。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总之，八亿人口快要到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1970年2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自此，人口计划便正式纳入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分别城乡规定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作为人口控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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