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开放：巨大的价值沧桑的历史1988年的《瞭望》周刊，曾公开发表了经济学家常修泽提出的“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当时常修泽对四沿的介绍是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彼时的南方沿海城市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取得了显著发展。相比而言，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明显滞后。

　　“自1978年以后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到90年代后期，甚至由原来的16.5%下降到9.3%，东北三省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辽宁从全国第2下降到全国5，黑龙江从全国第7下降到全国14，吉林从全国第15下降到18。”[2]

　　当时学界甚至将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工量下岗失业等一系列问题称之为“东北现象”。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延续到今天都无法解决。

　　问题的凸显也让高层开始形成相应的解决思路。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东北振兴做出的重要指示，“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使之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同年12月，国务院专门设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国家核心决策层肯定了“四沿”开放战略，但是将顺序更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沿线。这一表述中凸显了“沿边开放”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中国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然而2003年以来东北的问题虽然凸显，但解决问题的时间却并未真正到来。历年来的投入成果寥寥，多数人将其归因到计划经济下的体制遗留，甚至是归因到当地人，“投资不过山海关”等诸多论断屡见不鲜。

　　但鲜为人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处于“东亚怪物房”的一线，多年来，中朝俄美日韩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复杂的竞合局面，相互牵制、制衡，任何平衡的破坏都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样相对极端的经济地缘环境中，东北受国际格局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省份。

　　转机已经逐步出现。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无论是朝鲜正在强调的“经济建设大进军时代”，还是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俄罗斯的“远东大开发”、蒙古国的“光明之路”等，其背后体现的均是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被认可，以及多方对于经济发展增量的迫切需求。

　　我国对此实际上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也愿意为此展开探索。就像国家高层不久前所强调的，“要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更好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在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将营口东北90里处的牛庄开为通商口岸，使英法等国正式攫取到侵略东北的立足点。后来，英法等国又以牛庄泊船不便为借口，强行在营口设埠。[3]

　　1897年，在中国境内小绥芬河右岸三岔口，中东铁路开工典礼举行。1903年7月，这条铁路全线竣工并开始运营。中东铁路的投资兴建不仅让有了全面谋取中国东北的机会，客观上也带动了东北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是铁路沿线城市群的发展。

　　一方面，俄商利用铁路干线把中国大量的廉价原料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另一方面，交通的便利与发达，又促使更多的犹太人和欧洲人携带资本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躲避战乱谋求发展。至1902年，在东北的人已达3万人。

　　单纯的从经济角度而言，沙俄、英法资本的侵入，为东北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机器设备，客观上促进了东北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东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如1868年，英国的太古洋行在牛庄投资设厂，从英国购买蒸汽机，建立一个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榨油工厂，这标志着机器化的生产开始落户东北。[4]

　　奉系军阀主政东北期间（1916-1931年），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推进了东北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奉系当局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出口东北丰富的农产品，并进口急需的工业品。1903年，东北贸易额仅占关内贸易额的1/30；192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3。1929年东北贸易额比1907年的贸易额增长了10倍。[5]

　　另一方面，彼时的也有更多外资逐渐进入东北，如美孚石油公司打入南满地区，在荷兰的财政帮助下，葫芦岛的港口建设也得以开工。当时的东北工商业具备了明显的国际化特征，绥芬河一个小城市上可以升起几十面各个国家的国旗，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英、美、法、德、日、韩开设的银行和企业随处可见。

　　当时，东北地区汇集了全球最重要的高新科技产业，例如中国发往欧洲的电报，都要在沈阳中转，沈阳被称为“世界收发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为了将东北地区变成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基地，重点发展工业，进行了相当多的投入。后来通过两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的投资进一步增加，东北各重工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围绕着苏联在东北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限额以上项目，东北地方政府也投资兴建了一批工业项目。在“一五计划”完成之际，东北已基本建成了完备的重工业体系。

　　60年代之后，随着中苏关系变化和东北亚地缘形势的复杂化，东北经济进入第三阶段，东北在建设三线战略中持续失血，人才设备流失严重，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了百万重兵。为了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领导层决定将工厂、设备和原材料向内陆三线腹地集中。由此，掀开了长达15年、先后投入人力超千万的三线建设，例如身处湖北十堰山区的中国二汽，正是此时由吉林一汽援建的。

　　复盘东北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东北最辉煌的时代，都是东北亚整个地区的环境相对均衡且开放的时期。囿于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我国东北地区也明显更易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其经济兴衰并非取决于人，而是更多的取决于东北亚经济格局的变化。

　　早年，东北位于日本、两大列强的夹缝间，是日俄两国的必争之地，在此期间，日俄先后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想让东北成为其商贸据点、殖民据点。这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历史，但也开启了东北现代化的篇章，还使得东北一度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贸枢纽。

　　东北与沿海地区构建了类似“国内大循环”的交易体系，即东部沿海地区是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和输出地，而东北地区和内地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生产和输出地。

　　然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8年中央提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构想后，东北与沿海地区的联系和循环发生了彻底演变：沿海地区靠近港澳台日韩亚太地区，成为了优势区位，“两头在外”的局面（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两头，即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很快确立。

　　自此，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北的经济联系发生弱化，它们不再向东北地区采购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是把订单转向发达国家。

　　东北与欧美等海外市场、全球产业链之间又有较远的距离。就像《漫长的季节》一剧中的“港商”卢总，真实身份只是个江湖骗子。从数据来看，2017年东北三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东北三省GDP占全国的比重约为6.7%，但其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3.3%左右。

　　2023年一季度，在全国GDP增长速度平均为4.5%的情况下，辽宁省GDP增速为4.7%，自2014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平均值，黑龙江省GDP增速5.1%，自2013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平均值，而吉林则是以8.2%的GDP增速位列全国第一。2024年一季度，吉林GDP同比增长6.5%，同样位居全国首位星空体育官方网。

　　俄罗斯国内对此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全俄社会研究中心2023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7%的受访者支持俄“向东转”的外交政策，即优先发展与东方国家关系而非与西方国家关系。[7]双向奔赴之下，双边经济贸易总额不断增加：

　　其中汽车行业是过去两年带动中俄经贸发展最大的动力增量。数据显示，中国乘用车在俄罗斯进口新车中所占的份额为76.1%，2023年俄罗斯最畅销的汽车品牌前10名中，除了俄罗斯本土的拉达占据首位外，位居第2-7位的都是中国品牌。

　　反馈到社会层面，东北也在以各种方式“出圈”，被更多南方人所熟悉，如黑龙江冰雪旅游成为现象级“顶流”，在去年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24年一季度这两项指标又分别同比增长113.3%和303.2%，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当前我们正站在新一轮全球化的风口浪尖，也站在东北亚地区打破了多年既有平衡，重新寻找未来发展方向的转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