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琰：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创立、发展及其历史贡献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起点低，发展过程中又几经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工业体系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同旧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前30年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腾飞、保障，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义重大。新中国走过的70年承载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前30年，在中国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星空体育官方网，经过“三年恢复期”和4个“五年计划”奠基期，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强大活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我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配套生产全世界所需的工业产品，有利地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应当看到，“钢铁不是一日炼成的”，正是改革开放前工业体系建设从0到1的艰辛探索，才有了如今这样的大好局面。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前30年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创立和发展脉络，在同旧中国和世界情况对比中，总结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成就，分析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果对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党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规律及其成就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又饱受战争创伤。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控制和垄断中国的工业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发展缓慢，机器设备和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产值微乎其微。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卷资撤离，并对进行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败退时，更是将能带走的席卷一空，包括许多先进的机器装备，带不走的就进行轰炸或销毁，使得国内工业生产陷于瘫痪。加上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导致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基础设施遭到大量而直接的破坏，农业经济凋敝，工业生产力水平降至历史新低。

　　就是在这样一个濒临绝境、百废待兴的工业经济局势下，中国党在领导新主义取得胜利，为中国工业建设奠定基本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担负起了带领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任。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恢复、发展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工业经济体系，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该方针于1949年9月正式被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采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按照《共同纲领》制定的经济政策，党和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及个体手工业，分别采取了正确合理的改造方案，“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种种侵略特权，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全体人民共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为人民政权陆续接管城市的重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的，到1949年底基本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开始对在的美、英等国企业分别实行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将关系国计民生和垄断性的外资企业全部转归国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经济阵地。在接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企业过程中，人民政府通过派驻军代表，充分发动和紧密依靠工人群众，了解企业情况，学习管理生产，清理查点物资，维持工厂正常生产和运营。至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至56%，居主导地位。

　　第二，积极扶持并引导各种工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有步骤地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政府采取供给原料、委托加工、收购产品、发放工业等措施，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业，使之在短期内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掌握工业企业的经营许可、原料市场、产品销售市场和收入分配，引导企业按国家计划需求，规范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制止和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破坏活动，展开“五反运动”，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引导个体手工业经济与国营经济建立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3%的个体手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此，党和政府主要根据自愿原则，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发展合作事业，成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手工业生产指导委员会等管理机构，计划和指导全国手工业生产。同时，扩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供销渠道，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发挥其为国民生计和国营大工业生产服务的作用，并推动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转变，为之后手工业合作化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废除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翻身做主人，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一方面，公、私企业中建立起平等的劳资关系。在国营企业内部，实行改革，确立了广大企业职工的地位，巩固和健全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比如，吸收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建立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会在公私企业中普遍建立，代表工人监督和执行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各项条例，保障职工的工时、工资、福利和劳动安全。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出台了各项生产改革规定。比如，提出增产节约目标，鼓励技术创新和新的工作方法，开展生产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度等。这不仅明确了企业职工责任，还进一步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企业生产效益有了很大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党和政府正是由于注意从实际国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在依靠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同时，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有步骤地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工业经济体系，使得我国的工业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从140.2亿元增长至343.3亿元，涨幅145%，年平均递增34.8%，主要工业产品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煤炭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机床生产能力一般提高5—6倍，棉纱、棉布的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61%和76%。钢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超美国、英国、法国战后4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此基础上，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挤出51多亿元的生产性投资，用于修复当时遭到严重破坏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3年艰苦奋斗，我国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但落后的经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绝对主导地位，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我国没有发达的大工业，仍然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及重型、精密的机器等。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实现工业化，是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的必然要求。从1953年开始至1957年，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国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工业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逐步建成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并举，是中国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国国情，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我们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两种方法（一是无偿剥夺，二是赎买）对官僚资本实行强制剥夺政策，而对民族资本推行从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公私合营的和平赎买政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自1953年起，我国主要采取将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逐年分给资本家红利的方式，赎买他们在企业中拥有的生产资料。该方式一直延用到1966年，从而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都转归国有，企业生产按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另一方面，针对个体手工业存在的分散、落后、盲目、保守等消极因素，为了更好地发挥手工业价值，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期试办手工业合作社后，于1953年明确提出并推行手工业合作化任务，循序渐进，使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发展为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完成。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合计占99.1%，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领导力量。自此，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这是在我国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工业，实施“一五”期间大规模工业体系建设方案的战略选择和客观要求。

　　第二，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力量做好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逐步建成一批门类较齐全的基础工业，包括电力、煤炭、石油、化学、钢铁、机械、冶金、通信、国防等，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从苏联引进重点工程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除了受国际环境影响，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素外，确实是在自身力量都很有限的状况下，能够让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建立起一批配套工业生产体系的战略举措。但我们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技术和计划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其一，我们党采纳了正确的建设方针，集中全国主要财力、物力和人力，5年工业总投资250多亿元，统配全国70%以上的物资，抽调各条战线的优秀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建设队伍，充分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其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有利于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搞建设。其三，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服从大局，积极支持、拥护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雏形，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开始改变。一是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52—1957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了128%，平均每年递增18%，发展速度远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煤铁钢纱布等工业产品产量快速提升。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初步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结构。二是工业经济效益好。轻、重工业比例协调，工业净产值年平均递增19.6%，物质消耗下降0.7%，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8.7%，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加6%。三是工业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提高，一批新型制造业、能源业、金属冶炼业等配套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由此，新的现代工业产品应运而生。如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石油勘探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等；钢铁联合企业、煤矿企业、化工厂、水电站、火电站等一批基础工业企业建成；东北等8个工业基地形成，鞍山、武汉、包头钢铁基地建成，内地工业落后状况得到一定改观。四是职工生活水平提高。继经济恢复期工人地位提高、翻身做主人之后，这一时期，国营单位职工就业率、收入、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提高。1957年比1952年的就业人数增长55.1%，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2.8%。职工住宅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享受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大幅增加。国家新建职工住宅面积5年共计9454平方米，为职工支付劳动保险金、医疗费、福利费共计103亿元。

　　“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的八大具体规定了“二五”计划中工业生产建设的基本任务：

　　与此同时，1957年，国务院还确定了改革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方案，将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下放至地方管理，让地方工业建设自成体系，以此纠正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暴露出的某些弊端。然而党由于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不足，走了弯路，“二五”计划实际演变为从1958年到1965年的3年“”和5年经济调整的曲折发展历程。

　　从1958年开始的“”因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在工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大办地方工业，造成了高指标、高消耗、低效益，加上自1959年起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经济合同，撤走全部专家，致使1959—1961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产值下跌，国家出现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然而，这期间全国人民大搞生产建设的精神品质难能可贵，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不容抹杀。

　　从主观方面来说，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路线方针，迫切想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地位普遍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局势鼓舞下，普遍拥护党、支持政府实现理想中的主义的有力表现，也是发挥主人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期间，尽管生产条件十分艰苦，但广大职工生产热情高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敢想敢干，以“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创造出一大批革新成果。

　　从客观方面来说，“”给予中国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化了对于经济建设要按照国情和经济规律办事，走稳步发展道路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初陆续出台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那段设备简陋、原料不足、生活物资短缺的艰苦岁月，全党、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压倒。大家团结一心、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以冲天的干劲革新技术，开创出一个个“第一”的奇迹。如第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运转，标志着我国开始跨入原子能时代；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诞生，成为国人心中农业机械化的形象代表，为农业耕作，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大庆油田的建成，使我国脱掉了贫油国帽子。此外，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试制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台内燃机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台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投产，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等等。这些技术成就为我国航海、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电力、钢铁、电子、化学、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果断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工业方面，重点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统筹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巩固新的技术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1961—1965年的工业经济调整贯彻了这些方针，使工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具体举措包括：一是降低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指标，对生产中原材料资源不足、消耗高、质量低劣、成本高和长期亏损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以及精简职工等有力措施；二是加强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产品、木材等重要原材料的生产，着重增产农业迫切需要的化肥、农药、运输、排灌机具，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三是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加速电子工业发展；四是重新集中统一各政府部门对工业的管理权限，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回升，1964年形势继续好转，1965年达到全面好转。诚如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成效卓著。到1965年底，工业经济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完成了原定的“二五”计划中的生产建设目标。我国初步建成了一个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且结构基本合理的工业体系。一是工业产值显著上升。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1394亿元，比1957年增长1倍。3年内，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7.9%，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面增长，物质消耗年平均降低1.5%，工业净产值年平均递增21.3%。1965年的工业净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财政收支状况明显改善，从原来财政赤字转为年年有余。二是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完整，生产能力大大加强。不仅农、轻、重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工业体系内部的机械、能源、加工与新兴工业都有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机械工业形成门类齐全的制造体系，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已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我国由缺油国变为石油输出国；化肥、农药生产发展迅速；新兴的电子、原子能、导弹等高新技术工业有了突出发展。1965年，我国已能生产各种雷达、广播电视、无线电通信、电子计算机设备。1964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技术达到新水平。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引进了国外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填补了工业生产空白。三是人民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产品不断丰富，使职工收入和各种日用消费品不断增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62年的663元增长至1965年的744元，涨幅12%。

　　四、“文化大”的艰难时期，党坚持民进行工业建设，建设“三线”工业体系，发展地方小型工业，基本建成新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

　　经过“”后的5年调整，我国工业经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1976年的10年是我国施行“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10年。党中央根据“二五”计划时期的经验和国际环境，从1963年开始研究和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确定了“解决吃、穿、用……发展基础工业……照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指导思想。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一次会议又对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第一步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3个五年计划时间，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按照当时工业经济的发展势头，我国再经过10年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工业生产的新飞跃，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水平差距。但遗憾的是，“文化大”的爆发打乱了这一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计划，阻断了工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使我国这一时期的工业经济发展呈现跌宕起伏的状态。一方面，狠抓斗争、以备战为主，排斥商品经济、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影响了工业建设进程。特别是1967—1968年“全面内战，一切”的动荡局面，使基层工矿企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工业产值连续两年下降，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但另一方面，我们党依靠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党人夜以继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安排，以及广大劳动人民一贯的奋发努力和创造力，恢复秩序和生产，在工业建设方面仍旧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第一，建设“三线”工业体系。根据党中央作出的一切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出发，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工厂抢时间迁到内地，加速中西部地区，包括川、贵、云、陕、甘、宁、青等13个省份在内的“三线”工业建设决定，“三五”“四五”计划实际上成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把这些内地城市建设成为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战备计划。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奔赴内地，支援“三线”建设。应当看到，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是在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防范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体系遭受战争重创的方法，也是加快内地国防工业建设，以应对战争威胁的举措。客观上，“三线”工业建设，一是对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体系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以四川为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体建立起包括重庆常规兵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工业基地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原来工业落后的状况。至1978年，内地工业企业达19万多个，沿海地区达15万多个，分别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56.4%和43.6%。内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793亿元，沿海1401亿元，分别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56.1%和43.9%。三是为内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内地工业总产值从105亿元增长至1656亿元，增长15倍。几种主要工业产品内地所占比重，原煤产量从56.1%增长至68%，发电量从36.4%增长至48.6%，钢产量从14.2%增长至37.2%。

　　第二，地方小型工业迅速发展。一是在党中央号召地方应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用以备战和支援农业的思想指导下，国家政策扶持各省市自治区建设钢铁、煤炭、化肥、水泥、机械“小五”工业厂逐步走上健康发展轨道。这对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农村的电气化、农业机械化和化肥工业起了重要作用，弥补了大工业的不足。二是城镇集体轻工业企业此时区别于国营企业，受“停产闹”的影响，基本上维持正常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对国家财政资金积累，满足人民生活所需日用工业品，安置社会劳动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78年，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人数已占到全国工业企业职工总数近1/3，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5。三是农村社队工业兴起，农民自给性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当时办得比较出色，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文化大”使我国工业建设受到了较严重的冲击，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全国人民仍在党的领导下，在以建设国防工业为重点，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的各条工业战线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工业生产仍保持了相当快的增长速度。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5%，工业净产值年均递增7.2%，能源生产总量年均递增9.2%，钢产量年均递增2.9%，布产量年均递增1.9%。石油工业发展尤为迅猛，建成了大庆、胜利、大港三大原油工业基地，一大批石油化工及化纤企业建成投产。此外，一大批机械厂建成投产，使我国在矿山设备、冶金设备、轴承、汽车、飞机、船舶制造生产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成就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五、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基本建成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

　　纵观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创立和发展进程，我们在十分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该工业体系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且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原材料，制造各种主要生产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推动我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起点低，发展过程中又几经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使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与旧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快。新中国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首先体现在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方面。旧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10%左右，且70%以上是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不到30%。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长至4067亿元，增长28倍，占工农业总产值72.2%。其中重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占工业总产值的57%。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8.3%，最快的“一五”增长时期达到18%，远超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国情大体相近的印度只有5%左右。其次，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飞速增长。旧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低，钢、煤、油、布、棉花、化纤、水泥、化肥等同类产品与美国相较，差了几倍到几千倍，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50年以上，同印度也有一定差距。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1978年，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布产量跃居世界第一，煤、棉花、硫酸、水泥、化肥产量跃居世界前三。再次，工业固定资产积累成倍增长。我国工业建设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起步，到1949年全国解放，花了近100年时间，只积累起100多亿元工业固定资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工业部门投入了巨额建设资金，至1978年，我国固定资产原值达3477.6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7倍。尤其是“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工矿建设单位投入生产，工业基础设施得到很大加强，此外，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逐渐趋于合理。新中国成立前，受帝国主义掠夺、控制下的中国工业结构分布呈现出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不到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国土面积85%的内地，除武汉、重庆等少数城市外，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畸形发展的工业布局得到改善。30年间，用于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上千亿元，建成了一批水电站、电厂、钢铁联合企业和军工企业。沿海地区发展成为比较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同时内地形成了武汉、黑龙江、湘中、豫中工业区以及太原、西安、兰州、贵阳等一大批城市工业中心。最后，工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企业中裙带关系严重，贪污、浪费、生产效率低下是其通病，民族资本企业中也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家族性因素，加上受到外资和官僚资本排挤，成本高、产品少是其普遍状况。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工业净产值从1949年的45亿元增长至1978年的1408亿元，增长30倍，企业职工每天创造的工业净产值从1957年的0.7亿元增长至1978年的3.9亿元，增长4.6倍。

　　第二，工业制造能力不断提升。百年来，我国在机器大工业方面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且对帝国主义国家有很强的依附性。抗日战争前，我国机器设备的76%、车辆船舶的80%，都是依赖进口的。帝国主义独占我国能源、交通运输业份额的70%以上。仅电力一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一家的发电量就超过了整个中国电厂的发电总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能造桌椅碗盆、纸，产布、面粉这些民用消费品，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造不了。新中国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20世纪50年代，我国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配套工业体系。自此，从化肥、洗煤、炼钢、炼油、发电，到汽车、拖拉机、电子设备、机床，再到造船、飞机、导弹，我们有了独立、自成体系的生产线年代，煤炭、天然气、原油开采能力有了很大提升，石油化学工业建立。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我国已能制造出百万吨的钢铁、采煤、煤油、合成氨、发电机组等大型成套设备，批量生产汽车、拖拉机、坦克、飞机等，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总之，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国已建成由500多个门类组成的工业生产体系，各类工业设备、产品已基本可以自给。

　　第三，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掠夺他国财富、剥削本国人民的剩余价值，实现工业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并攫取高额利润的，广大劳动人民深受三重压迫。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工业建设资金的筹集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首先便是建立在人民获得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在生产中，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节约制度和降低成本，不断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再有国家建设公债的发放等，从而逐步积累起新中国工业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同时，工业生产、制造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人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一是物资条件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化学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副食品产量的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从1949年的418斤增加到1976年的615斤。1952—1978年，布的人均占有量增长0.7倍、糖2倍、原煤4.4倍、原油135倍、电量20倍、钢13倍，改变了旧中国老百姓缺衣少食的生存状况。此外，各种消费品日益丰富，呢绒、绸缎、毛线、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的人均拥有量明显增加，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也逐步进入职工家庭生活。二是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在旧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普遍低下。特别是政府统治的最后10年，老百姓收入下降的同时，物价飞涨，以100元法币为例，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形同废纸。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1952年的515元增长到1978年的683元，涨幅32.6%。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人均消费水平比解放前大大增加，从1936年的140元增加到1952年的189元，提高35%。三是福利保障不断加强。国家为广大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了各种劳保福利费用，还新建了大批职工宿舍和住宅楼，改善了居住条件。

　　第四，国防军事力量大大加强。近代以来，军事力量薄弱是我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政府到政府，服务于抵御外来侵略和进行国内战争而开办的军需工业的技术力量相当落后，不仅没有核心技术，且受制于人，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从国外购买。因此，依附于国外军事技术装备，既成为旧中国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割据地盘，作为帝国主义在华殖民统治代理人的重要工具，也是使我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重要因素。更悲惨的是，政府花巨资购置的军事设施，在一次次的外来侵略中被摧毁。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花费几十年苦心经营起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灭。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我国海陆空军事装备实力与日本天差地别，整个军队火力尚不到日本的一个零头。新中国成立后，在备战和重点建设重工业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建立起包括电子、兵器、船舶、航空、航天、核能在内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并且掌握了、氢弹等高端技术装备。比如，我国独立研究、设计、试制成功的，其技术性能比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的先进，比1952年英国在蒙特比罗岛核试验的水平高，比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爆炸的原子装置高级很多。我事实力由此大大增强，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战役中，为国家和民族打出了生存空间，有效抗击了西方敌对势力的侵略野心。

　　六、改革开放前的工业体系建设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腾飞、保障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前30年工业建设的积累。如前所述，这30年是我国工业体系创立、发展的关键时期，重在经济发展要素的积累。这一时期，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累积起大量的基础设施、技术装备和技术人力资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所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厚积薄发的增长效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蒸蒸日上。一方面，前30年的工业体系建设及其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基础配套设施和技术装备，对促进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工业体系建设进程中培养出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又能吃苦耐劳，为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资源。

　　第一，前30年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配套工业制造体系，为成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奠定了生产能力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造业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速度。前30年我国建立起来的比较齐全的配套工业体系，使我国拥有较为完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为改革开放后的贸易出口、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提供了基本生产能力，使我国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制造业国家。这种制造业大国优势尤其体现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我国正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工业制造体系，才能进一步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同时，实现不断的技术追赶，推动产业升级，使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利润有了大幅提升。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高端制造业领域与世界制造业强国之间差距不断缩小，更多高精尖产品问世。

　　第二，前30年工业建设服务于农业生产方针，伴随农业机械化建设、完整化工产业链支持，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低，机械总动力仅有0.0008亿千瓦，基本没有大型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对农机工业的投资建设，建成了一批农机制造企业，能够生产拖拉机、播种机、农用载重汽车、谷物联合收割机等15种农机具，至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175亿千瓦。正是有了前30年农业机械化的基础，加上合成氨工业技术的突破，现代化肥工业的建立，才能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有效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对农业增产、增效贡献巨大。

　　第三，前30年工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大批高素质劳动力，为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新兴产业的兴起奠定了条件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设起来的完整的工业基础配套设施，包括水、电、气、铁路、公路、轮船、民航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工业设施同步蓬勃发展起来，不仅有效降低了产业成本，也提供了基本的投资环境。加上大批大学、专科、函授、中专毕业生和熟练技工的培养，能够满足各行业建设需要。这就为引入外资，配备了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基础条件，直接服务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开发区、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的建设，以及新兴产业，包括核电、电信、国际金融、贸易等行业的发展，不仅弥补了改革开放后国内工业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同时，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在吸纳大量就业人员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厚财政收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第四，前30年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成就，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前30年建立起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军事力量，彰显了我国的大国地位，为改革开放后赢得和平发展环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国也完全有能力抵御外辱，保家卫国。另一方面，大国身份下，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能够保障我国在面对国际冲突和威胁中不被卡住脖子，支撑起国民经济自主稳定的发展。工业体系一旦对外依赖，那么在当今频仍的国际经贸冲突中将占据不利地位，很可能受到他国挟制，遭受严重的损害。

　　第五，前30年工业体系建设所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为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消费基础。在具备各类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伴随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从计划转向市场的主导机制，逐步改变了原本短缺经济状态，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工业总产值有了全面、大幅度的增长，产品供应丰富多样，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比如，自来水、煤气、液化气普及率、人均公共车辆、居住面积拥有率都有了显著提高。从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到电脑、手机、汽车等家用消费品日益普及。加上工业效益的不断提升，老百姓工资收入普遍增长，人民在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逐步由温饱走向小康。

　　总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见证了我们党民的伟力。一方面，党民一心，坚持贯彻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主创新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工业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我们党为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考虑，保障劳动者的地位、就业和基本收入，建设成果进一步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正如所指出的，“在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短短不到30年，更何况其间还历经过两次比较严重的挫折，所积攒下来的工业“家当”，承载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努力，着实来之不易且意义重大。它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杨琰，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本文原载《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