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工业创新征程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工业稳增长，解决制约工业经济循环和产业链畅通的难点堵点问题，成为各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2021年12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建党百年与中国工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分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就工业升级和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发表专题演讲，并就党领导我国工业发展的优秀经验、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区域政策发展演变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在主持学术研讨会分论坛时表示，站在百年的历史节点来总结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21》主题为“建党百年与中国工业”，包含3个逻辑线：第一是用历史的角度去回顾、总结百年的历程，报告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也有对政策的明确梳理；第二是有理论研究，对百年来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工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三则是实践逻辑，不仅提出理论基础、经验总结，更是从实际出发，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诸多建议。

　　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研究员刘戒骄指出，中国党领导中国工业化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用两个30年不到的时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门类最齐全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刘戒骄将党领导的工业化划分为4个时期：1921～1949年，新主义时期的思考探索阶段；1949～1978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奠基阶段；1978～2016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起飞阶段；2017～2035年，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的新阶段。

　　刘戒骄建议，为如期完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的目标，中国工业必须直面各种短板和挑战，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攻克核心技术、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提高绿色低碳发展能力为主攻方向，在继续做大总量的基础上，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先进制造业壮大，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江飞涛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实践与发展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特征与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顺应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即时制定、部署与调整工业化战略，不断调整与完善工业化相关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江飞涛将这些总结为3点。一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工业化战略；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带来持久动力；三是在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坚持开放发展。

　　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白玫则从电力工业角度，回顾100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她表示，中国电力工业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走出一条之路、改革之路、发展之路，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历史大跨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强劲动力。

　　白玫总结了百年来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抓住主要矛盾；坚持电力服务人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改革开放。

　　展望未来，如何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如何实现煤电深度减碳，如何确立核电在“双碳”目标实现中的作用？面对这些疑问，白玫指出，电力工业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部署，在保障产业安全、能源安全和电力供应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电力系统整体布局和局部优化、中短期保供和中长期低碳转型的关系。

　　对此，白玫建议，一要整体布局、电力保供与中长期电力工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关系；二要发挥好电力工业在“双碳”目标实现中的排头兵作用，尽早提出电力工业“双碳”目标路线图；三要加快电力市场建设，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四要加大低碳电力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快突破电力技术。

　　制造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将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研究员吕铁表示，通过数字化转型，制造业可实现个性化定制、快速响应、产品标识解析、劳动力提质增效和技术创新加速迭代，进而破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技术创新受制于人等发展难题，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掌控力。

　　吕铁指出，总体看，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势头良好。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企业上云，二是工业互联网建设、三是服务型制造。

　　不过，吕铁也提出了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小企业受到设备更新换代不及时的掣肘，阻碍了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数字专业人才缺乏，现有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企业没有充分意识到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转型流于表面；龙头企业的战略转型仍有待加快，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所缺失；产品数据编码没有统一标准，企业数字化转型度量尚未有官方指标。

　　针对这些问题及现有政策的不足，吕铁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以更好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强化中小企业自动化设备查漏补缺和数字技术引进；二是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三是促进企业增强数据意识；四是持续推进数据确权并保障数据安全；五是统一产品编码标准和数据接口；六是构建和完善产业链生态网络。

　　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创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俊总结我国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发现，国际环境随我国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的增长不断变化，正是我国政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断调整经济和创新政策，并建立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才使得我国制造业创新体系得以迅速发展。

　　基于当前的外部挑战，贺俊建议，一是加强创新支撑，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建立专项研究计划、设立专项基金，加大政府投入；在企业创新方面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二是增强创新人才储备，多渠道培养和引进人才，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工程师队伍。三是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并与欧洲创新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四是推动建立多边规则，“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更加开放、透明、包容和共赢的国际贸易体系。

　　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丹辉则从对外开放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角度指出，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中国由商品和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也由主要参与者向制度设计者和边际贡献者转变，“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治理平台建设和机制创新有力地发出了中国声音，彰显出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决心和意志。

　　与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化下多边体制的行动形成反差的是，受新工业、贸易政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三因素叠加的影响，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

　　杨丹辉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中国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创造性、高质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品，加快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

　　在新形势下，开放领域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进行二次“思想解放”，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作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根本路径。

　　要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也必须充分挖掘和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需求侧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的牵引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经济管理出版社总编辑、研究员刘勇就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效应，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要素，强化要素整合与利用能力，不断补链、固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二是抓住消费增长和强势升级所产生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的优化升级和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价值链从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再制造等环节延伸拓展，乃至进行全产业链拓展。三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为基础，强化和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产业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为“卡脖子”攻关类新产品、新技术的大规模量产和迭代升级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四是深入挖掘超大规模市场的长尾效应。

　　在政策取向上Star Sports，应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分配结构；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优化投资结构，不断改善和提高工业供给能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创新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与发展能力。

　　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石碧华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角度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了平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调整。这几次大的战略转型，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阶段性特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区域发展的进程。

　　按照石碧华的梳理，改革开放以前30年，党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基本采取的是平衡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在内地，这对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但石碧华认为，这种模式过分突出公平和均衡发展目标，忽视了生产力布局的效率原则，从而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效果。

　　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相继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提出统筹区域发展战略。

　　党的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碧华认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十分丰富，表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坚持统筹协调与分类指导相结合，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是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着力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引擎。三是坚持补齐短板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四是坚持开放互动与合作共赢相结合，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动力。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石碧华表示，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调整和创新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区域发展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她认为，具体来说，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在区域战略目标的选择上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二是在区域运行机制上要正确地运用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双重手段。三是在区域空间布局上要正确认识均衡与非均衡的关系。四是在区域管理模式上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副院长、教授张辉表示，无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过程中都特别强调扶贫。“其实我们在整个战略推进过程中，特别讲究‘拖底’，稳中求进，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一直相对稳定。”

　　对于今后区域政策研究的重点方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安树伟认为有2个问题亟须解答。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

　　安树伟表示，中央关于区域政策的表述原来只讲协调性，没有讲过平衡性，这是第一次把平衡性提出来，值得重点关注。

　　安树伟所指区域重大战略，即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六大区域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