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网国际视域下新中国70年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工业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也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与世界工业大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中国党的领导下，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世界工业第一大国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从国际视角对新中国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提供历史经验。

　　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使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成为与中国人口、面积以及悠久文明相称的世界经济大国。1949~1978年，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较快发展，为中国推进工业化、提升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中国工业发展与世界工业大国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开启了近代工业化之路，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远未完成工业化，与世界各工业国差距较大。以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1936年为例，德国、英国、美国[德国为1936年的数据，英国、美国为1935年的数据。]工厂的净产值分别是中国的50、39、126倍。［1］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不仅远低于美国，甚至低于印度（详见表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1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新的工业发展阶段。但是，一方面国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这里的人力资源主要指受过教育的人。]稀缺，市场发育不充分，工业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受到严重威胁。正如当时中央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2］由于重工业不仅是一个大国完整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的重要保障，因此，1953年中国正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1953~1957年，新中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实际开工150项）。其中，能源工业52项、冶金工业20项、机械工业24项星空体育官方网、军事工业44项、化学工业7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3］“一五”计划推动工业较快发展，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一五”时期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8%[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的相关数据，按照复合增长率计算得出。]。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9.3%”的速度大体持平。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1950年为基数，到1955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波兰16.2%、捷克10.5%、匈牙利15%、德国13.6%、罗马尼亚16.6%、保加利亚13.8%”，［4］均低于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发展速度。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一五”时期，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要快得多。以钢铁工业为例，中国达到年产500万吨钢用了5年，而美国用了12年、英国用了23年、法国用了26年（详见表2）。中国重要工业产品在世界所处的位次也有了显著的提升（详见表3），缩小了与世界工业大国的差距。

　　说明：1957年中国钢产量后来核实为535万吨，参见《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8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1058页。

　　尽管1949~1957年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迫切希望能够加快中国经济发展。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40周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通过和平竞争，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5］11月18日，提出：“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里主要是指钢产量。参见《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页。]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确定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会上提出：“如果五年内达到四千万吨钢，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6］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高达21.3%，1959年在1958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了8.8%。［7］但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国经济在1959~1961年遭受破坏。为了摆脱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困难，中央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了降低过高的重工业生产指标，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国民经济逐步复苏。1963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分析，认为尽管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使经国民经济调整呈现出较好的经济运行态势遭到破坏。［8］同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抓住新一轮科技的机遇，加快了经济发展。1960年中国GDP是美国的11%，日本的134.8%，而1978年下降为美国的6.4%，日本的14.8%。[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

　　从工业发展水平来看，1958~1978年，中国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实现了资本的高积累，在重工业产品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钢产量为例，1957年中国钢产量仅为535万吨，1975年超过英国，1978年达到3178万吨。[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12页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但中国工业总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工业大国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即使同发展中大国相比也有一定差距，从人均工业增加值来看，1960年印度是中国的43.3%，巴西是中国的168.1%；1978年印度是中国的69.9%，巴西是中国的830.3%。[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工业增加值数据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人口数据参见《人口，总数》，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而且，重工业对劳动力吸纳有限，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17.6%上升到1978年的44.3%，城镇人口比重仅从1952年的12.46%上升为1978年的17.92%，[工业比重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城镇人口比重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中国工业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1949~1978年，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总体上讲，中国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世界工业大国的差距还较大。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1979~1997年，中国工业快速发展，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世界工业强国的差距显著缩小。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8］（p.143）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主要是调低了重工业生产指标，加强了轻工业、农业的生产。1981年，五届全国四次会议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包括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等。“十条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开始从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长的传略向着新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转变”。［9］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向农、轻、重协调发展转变。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包干到户”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供给，为工业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包干到户”还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工业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198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为75.97%，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为23.54%，城乡个体经济所占比重为0.02%，其他经济所占比重为0.47%。1997年，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为25.52%，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为38.11%，城乡个体经济为17.92%，其他经济为18.45%。［10］中国工业化进入多轮驱动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大多进入了投资少、盈利高的轻工业，不仅推动了轻工业的发展，而且有效改善了工业结构。

　　价格改革是中国市场化的重要环节，在放开了小商品、部分电子产品、机械产品价格的基础上，中国进行了价格双轨制改革。1984年5月，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规定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自销的产品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1985年1月，取消了加价20%的限制。]的幅度内”。［11］一方面，生产资料的计划轨保持了原有经济体系资源配置的运行；另一方面，市场轨发展不仅给非国有经济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国有工业企业扩大生产，成为推动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实践中，市场力量不断增强，但价格双轨制的轨差拉大也带来了投机严重等问题。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2］1992年后，国家推动了重工业产品价格双轨制并轨。“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中，1991年国家定价占36.0%、国家指导价占18.3%、市场调节价占45.7%，1996年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的比重分别降到14.0%、4.9%，市场调节价比重上升到81.1%”。［11］（p.768）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中国突破了“两个平行市场”[即斯大林提出的国际经济中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发展的市场。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理论的束缚，加强了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1979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率先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的管理办法。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3］1982年，十二大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14］1984年5月，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5］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16］1987年10月，十三大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7］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开始向沿边、沿江和内地推进。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凸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出口不断增加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独特的成本优势与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有效弥补了资本不足，提升了技术与管理水平，为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推进的阶段，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工业生产总值1997年约比1979年增加了6.9倍，增速远高于第一产业的1.4倍，也高于GDP的4.5倍、第三产业的5.3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1979年，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43.7∶56.3，1997年为48.97∶51.03[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第95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工业结构失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1979~1997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工业的国际地位。与发展中大国相比，197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是印度的2.1倍，与巴西大体持平；199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是印度的3.9倍、巴西的2.3倍。[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从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来看，1990年，中国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1996年成为世界钢产量第一大国（详见表4）。工业的高速发展还推动了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从GDP总量的角度来看，1979年，中国是美国的6.8%、日本的16.9%、德国的20.3%；1997年，中国是美国的11.2%、日本的21.8%、德国的43.3%。[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参见《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向产业均衡发展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逐步释放，工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许多重要工业指标逐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在国际上的排名逐步提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由消费需求带动工业快速发展的模式悄然转变，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于内需不足，部分工业行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供过于求，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让中国经济受到一定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推动工业发展，199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阶段。

　　随着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工业企业的压力增大。1998年，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并且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1998~2004年，累计安排国债项目资金9100亿元。［18］面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19］并“于2008年底推出了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这4万亿元投资中有近一半“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用于地震重灾区的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国家4万亿元投资中，有86%与钢材消费有关，“可直接拉动钢材需要约在2亿”。［2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关于“抓大放小”，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21］通过改革，国有经济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而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中国工业微观主体的活力进一步得到激活。

　　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进一步放开了外贸经营权，进一步调整关税。［22］“关税总水平由‘入世’前的14%降到2005年的约10%，其中工业品由13%降至约9.3%”。［23］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额增长迅速。2000年，中国位居世界出口额的第7位，2009年位居世界第1位，尔后长期保持这一位次。[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国际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2000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仅为3.9%，2011年上升为10.4%，［24］出口额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工业的增长。国外重化工业巨头这一时期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建立了一批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等生产线］这些都对重化工业重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城市化得到了较快推进。1998年城市化率为33.35%，2011年达到了51.27%。［26］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消费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化的推进有效提高了国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化带动了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在内的投资。房地产业开始迅速发展，房地产投资刺激了钢铁、建材、化工、机械、有色金属等产品的需求。据测算，1998~2009年，中国钢铁下游产业的用钢量，除了家电业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外（从5.5%降至2%），其他产业并无太大的变化。在这些产业的用钢量中，建筑业所占比例最大，在此期间平均比例为59%，远高于第二位机械业的16%。［27］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家具、家电等产业的消费，有效拉动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8］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鲜明特征。这一时期，中国加快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并且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加快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产业和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还推进了三网融合[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促进两化深度融合——党的十六大以来工业和信息化改革发展回顾（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工作。［29］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做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署，主要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30］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国家还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索，节能减排是重要抓手。“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7683万千瓦，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电力装机规模”。［31］

　　1998~2011年，中国工业保持高速增长，2011年第二产业比1998年增长了2.9倍，同一时期第一产业增长了0.7倍，第三产业增长了2.8倍[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1998年以后是重化工业重启阶段，1998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为50.7%，2000年达到60.2%[2000年与1998年工业统计口径有变化，2000年与1998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不可比，但2000年与2006年具有可比性。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2006年重工业则达到了工业比重的70%，尔后长期保持这一水平。［32］重工业在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方面也都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详见表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35页，《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471页，《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页，《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中国统计年鉴（2012）》第501页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保持了较快发展，成为世界工业第一大国。从工业生产总值[国际工业增加值的比较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工业统计口径更广，其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第10~45项相对应，并包括制造业（ISIC第15~37项）。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和天然气行业中的增加值大于我国工业的统计口径，相当于我国第二产业的统计口径。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来看（按照现价美元计算），1998年中国为美国的22.9%，日本的34.8%，英、法、德三国总和的35.2%；2002年为美国的29%，日本的52%，英、法、德三国总和的53%；2007年中国超过日本，2008年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2011年超过美国。[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于2010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口径，工业涵盖ISIC第10~45项，包括制造业（ISIC第15~37项），本文使用工业这一概念。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1998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3.3%，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5.5%，2011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上升为10.3%，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上升为17%。[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工业增加值数据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GDP数据参见《GDP（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详见表6）。

　　1998年后，面对内需不足的困扰，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并且推动了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加入WTO后，中国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利用市场与资源。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阶段，推动了工业新一轮的高速发展，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工厂”。

　　虽然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行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但21世纪以来，为保持工业较高速度发展，中国工业发展模式依旧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与物资消耗。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端挤压，[高端挤压主要是指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试图在“第三次工业”中牢牢占据制造业高端，对中国制造业形成高压态势。低端挤压主要是指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将以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泰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大致相当，但人均工资水平却显著低于中国；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均低于中国。参见黄群慧：《中国制造当积极应对“双端挤压”》，《人民日报》2015年6月25日。]粗放型工业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2012年以后中国开始踏上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新征程。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面对成本不断上升、自主创新不足等方面的挑战，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一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二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三是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四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五是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六是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十大重点领域；七是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八是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九是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33］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我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建设世界强国提供了政策指引。

　　2015年11月，习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在讲话中，他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4］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35］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3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短期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去产能”是重中之重。这一时期，中国加大了对产能过剩矛盾较为突出的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力度。以钢铁行业为例，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实现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38］经过努力，钢铁行业提前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至2017年底，共“取缔关停600多家‘地条钢’[“地条钢”指的是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炉、中频炉等冶炼，不能有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生产的钢或者钢材，主要为建筑用钢，被认为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隐患。参见刘志强等：《别了，地条钢》，《人民日报》2017年1月12日。]企业，出清1.4亿吨产能”。［39］随着“去产能”工作的推进，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结构得到优化，企业效益明显提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来看需要通过创新来引领。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40］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41］习也特别强调把制造业搞上去。［42］以来，“载人航天、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等高端装备大步走向世界”，［43］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推动着中国向工业强国不断迈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带动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工业的绿色发展。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创新开放体制，释放开放红利，建设面向世界的开放大国。［44］同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拓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实现合作共赢。例如，“一带一路”地区原油供需分别约占世界总量的1/2和1/3，原油净出口量超过1亿吨的国家有5个。“一带一路”地区天然气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50%，天然气净出口量约3000亿立方米。［45］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有助于缓解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的能源与资源短缺的压力。

　　201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46］2015年，上海自贸区以上海1/50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占上海1/4的地区生产总值。［47］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2016年8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和陕西省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48］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加快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以开放型竞争带动工业产业链的全面升级；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内地开放水平，为内地工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2012年以来，由于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工业增长速度放缓，但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根据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第二产业比2012年增加了38.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5.3%，2017年第二产业下降为40.5%。［49］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国际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国际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国际上继续保持领先（详见表7）。从工业增加值来看，201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比美国、日本分别高24.9%、133.6%，2017年则高了38.8%、247.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与印度、巴西的差距进一步拉开，2012年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是印度的6.8倍，与巴西大体持平，2018年分别是印度、巴西的7.3倍、2.4倍。[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工业增加值数据参见《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人口数据参见《人口，总数》，世界银行网，，2019年10月25日。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2012~2019年，在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工业升级的顶层设计，推动了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创新驱动为工业化注入新的活力，“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工业产品的质量同世界工业强国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任重道远。回顾新中国工业70年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实现中国工业升级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又要发挥好有效市场的作用；工业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运用好大国优势，在开放中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3］《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人民日报》2019年9月10日；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页。

　　［5］武力等：《中国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8］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68、69、75、93页。

　　［11］成致平：《中国物价五十年（1949~199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13］张宇：《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18］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中国积极财政政策：1998~2004年国债项目投资纪实》第1册，中国

　　［21］《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1995年10月5日。

　　［23］隆国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对外开放4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5］杨世伟：《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29］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促进两化深度融合——党的十六大以来工业和信息化改革发展回顾（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67页。

　　［31］周生贤：《环保惠民优化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回顾（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4］《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1日。

　　［35］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6］《着力提高我国工业发展质量效益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人民日报》2012年5月30日。

　　［40］：《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43］李克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线］陈二厚等：《挥写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人民日报》2018年11月4日。

　　［47］蒋媛媛：《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上海自贸区发展与全球城市建设》，《上海经济》2017年第2期。

　　［48］王力等：《中国自贸区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