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部二机部八机部解密中工体系变迁军民融合一直是最近的热点。然而，其实军民工业体系最早就是一家，早在1949年建国初期，就存在的“重工业部”就是重中之重，重工业部军民工业统管，下面甚至还设置了兵工办公室，确立兵工建设的方针和军队武器装备生产。

　　到了1952年，终于迈出了军民分家的重要一步。重工业部分解为三，除了保留重工业部之外，设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分管国防工业。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也同时成立，主管民用机械工业，同时仍然分管船舶的制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第一任市委（天津是解放时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的黄敬，调任一机部的首任部长：这是来自一个人才辈出的浙江绍兴传奇家庭，政坛影响力前后超过百年。

　　六年之后，一机部、二机部再次合并，同时还合并了一个短暂过渡的电机制造部，都统称为一机部。这是一机部最为风光的时候。

　　然而，工业体系的布局就像是一块不知道主顾身材的布料，缝出来的褂子老是不合身，大了裁剪改小，小了加布改大。这个过程中，军工各个体系陆续启动，军工体系大分家，海、陆、空、导、电等整个国防工业纷纷独立出来，而且都围绕“机械工业部”在做文章。

　　1960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原第二部所属单位又从一机部划分出来，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仍然负责国防工业建设。这背后最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开始撕毁协议，结束援华工程，单方面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机。在中国航空工业工作的苏联专家，当年8月悉数返苏。中国的航空工业，不得不走向独立发展的体系。

　　196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三机部进行分割，按航空工业、常规兵器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和第五机械工业部；与此同时，一机部也再次瘦身，从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分离出第四机械工业部（负责无线电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

　　1964年“两弹丰收年”，中国自行设计的东风导弹和，均成功爆破。受“两弹”成功发射的鼓舞，到了1964年11月，负责航天工业的七机部也正式成立，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发展，而“两弹一星”的“星”计划也正式拉开帷幕。七机部的成立，这是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脱离军队系统，而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这个第五研究院是中国最早研究导弹的机构，首任院长正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而第五研究院与第二机械部联合开发核导弹的项目已经开始动手合作。随着第五研究院升级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钱学森也担任七机部（导弹部）的副部长。而服务于七机部的研究所，统一以“7”开头，按照序列命名为航天701所（现在的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702所、703所等。

　　这种从一个研究院星空体育官方网，直接升格到一个部委，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跳跃。它对中国后来的航天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从一个研究院发展到一个机械工业部，也是军工体系的一个特色。例如，六机部的重要班底也是来自国防部的研究院。由舰艇研究院而形成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本来由海军领导，1965年转隶第六机械工业部，形成中国船舶的工业体系。当时的第七研究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01舰船整体所。当下最受人们关注的航母设计中心，正是这里设计出来的。

　　至此，核工业（二机部）、航空（三机部）、电子（四机部）、兵器（五机部）、船舶（六机部）、航天（七机部），加上后来短暂的八机部（后又合并到七机部），中工行业第一次呈现了完整的面貌。至此，中工行业的体系已经基本全部成型。

　　它深刻地影响了今后五十年军工行业的发展。从一机部再次拆分，到形成“一民六军”的机械工业部共存的局面，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全军种、全方位的军工体系建设。这是中工体系的第一次大改组。

　　随后是暴风骤雨、惊心动魄的14年，军工体系自然是备受冲击，但也摇摇晃晃保留下来。到了1982年，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时代正在翻页，人们的意识正在受到各种冲击。蛇口工业特区开发区主任袁庚别出心裁地树立了一块大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滴答作响的时间，敲响了市场效率之门。

　　1982年，是中国精简机构最为大手笔的一年。这个剧烈晃动的开始年份，部委改革成为重点。《激荡三十年》一书中，用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论说，“官越大，减的越多”。其中副总理减少八成、部长级减少了七成，司局级减少了五成。

　　而这一年也是军工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开始，是我工产业开始“军转民，内转外”的重要转折。1982年1月，把“以军为主”的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作的方针改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我国各机械工业部纷纷进行改变思路。

　　先从正名开始。各大机械工业部纷纷告别“机械工业部”的名称，各个部委开始更名。1982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改名为核工业部；三机部改名为航空工业部，并最后成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四机部更名为电子工业部；五机部更名为兵器工业部（邹家华是最后一任兵器部部长），七机部改成航天工业部。

　　整齐划一的“第X机械工业部”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告别单独单调，朦胧进入新发展的阶段。考虑到国务院减少了11个部委，而原有机械工业部的系列，几乎悉数保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

　　然而，这个正名看上去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更加市场化的力量正在松土，是时候让军工体系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时候了。但真正对于中工而言，机会却是远在西亚的两伊战争（1980-1988），这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80年代初，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不得不大量缩减军备，提出“军队要忍耐”。这样，失去了国内的订货，中国的军工企业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两伊战争而送来的订单对于当时困难的中工厂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根据中国主战坦克基地617厂的厂史记载，80年代短短几年间，617厂靠出口外贸坦克就创汇10多亿美元。在当时看，这可是一笔天价收入。当时中国出口的武器十有是要卖给伊朗和伊拉克的。

　　与此同时，军工机械体系在继续改制，到了1993年，能源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最后撤销的时候。只剩下硕果仅存的机械部和电子部。时间走到1998年，机械工业部被撤销，机械工业局短暂过渡2年后，彻底成为民间协会组织；而电子工业部辗转经由信息产业部最后合并到工信部。可以说，最早以无线电起步的第四机械工业部是硕果仅存、保留部分原始基因的部委。

　　在1982年政府对部委大刀阔斧改制的时候，六机部开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先例，以第六机械工业部为主，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这是当时唯一一个被裁减的军工类机械工业部。它是由一个部委直接改建形成公司的机构。当年交付的“长城号”2.7万吨散货船，正是交给了香港船王包玉刚，落实1982年国防工业基调“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此后，船舶工业一发不可收拾，中国造船产量从1980年中国占世界总量份额的0.6%，排名17名，到现在占据世界第一、全球4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更早的时候，1978年三机部就成立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当年就成功与埃及签署50架歼6飞机和歼教6飞机、248台航空发动机的外销合同，总金额达到1.67亿美元。从此，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出口创汇的新时期，航空工业军贸出口也走在军工行业的前列，利润居于军工的首位。

　　大闸既然开始，大潮势不可挡，我工产业体系进入第二次大规模改组时期。六机部的改制，成为了今后10年，军工部委进行改制的标准动作。这期间，中央政府将许多与军工产业相关的部门整编为国有军工总公司（在当时，“集团”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并没有被使用），改制成带有行政职能的企业。而核、空、兵、船、天、电这原来六个机械工业部委，分别形成了六大不同领域的军工总公司。

　　这些军工总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原有的科研研发体系，使得原来庞大、复杂的军工产业体系正在变得组织化、系统化和效率化。情报机构、科研院所、设计与勘察、设计与制造一应俱全，这为军工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科技力量的建制式支撑。以最早改制的六机部为例，这次合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船舶保留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六机部所属全部138个企事业船舶单位，以及交通部所属的15个大中型修造船企事业单位，全部合并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顺便一提的是，六机部原来下属的上海交通大学，也直接移交给教育部领导，重归教育部，实行教育部与上海市双重领导。

　　然而有些裂痕却是军民不同的天生伤口，许久不能愈合。如中航工业旗下的6字头研究机构曾经是国防部下第六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主要是以设计、工艺与材料、实验试飞等专业极强，是支撑强大航空工业的力量。然而，他们最初属于国防部，从业人员都是现役军人组成；与航空工业所属的制造企业隶属不同，这也就是多少年来航空工业最大的顽症：”厂、所分离”至今无法得到修正。工业4.0、智能制造最需要的就是，数据自由的流动，但航空工业的厂、所却存在着无形的高墙，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贯穿到底的“数据主线”，也无法真正形成合力。而中航工业隶属的研究所是以3开头的，则是与当时的三机部关联的，主要是一些情报、测量、标准等事业机构。这些部门跟航空的生产制造的融合，就自然得多。

　　当然，最不经推敲的工业体系，就是作为制造业最为基础支撑的一机部。在1998年解散之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大院大所像是突然被溶解了的水晶山，四散开来，大大小小的冰晶，不规则地散落到不同的企业中，直接面向市场。经济效益成为第一考量，基础共性几乎无人过问。为什么现在中国制造的共性技术是短板，工业四基孱弱不全，不能不说跟一机部的当时被打散了的工业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民用机械是尖端军工的基础支撑，民机弱则军工难强。这些散落的民用机械科研体系，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超级软肋。

　　军工产业的发展跟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1998年民用企业的改制正在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年，总装备部、国务院下属的国防科工委先后成立，市场活力也开始引入到军工行业。从原来的集中整合发展，转为引入内部竞争，刺激原本依靠国家财政存活的军工企业，充分提升竞争意识，从而促进技术与产品的进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五大国有军工总公司，均被一分为二，形成了十大军工集团。每一个军工领域中都同时存在两家业务相近的公司，运用市场经济促进军工产业的发展。而在2002年3月成立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原信息产业部直属电子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为基础组建军工集团，也加入军工集团序列。这些集团都由第二年成立的国资委直接监管。

　　分拆引入了竞争机制，看上去会大大激活军工企业的活力。但这却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历史话题。航空是最为动荡的一个领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1999年拆分为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第二集团；到了2008年，二者再度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商飞却作为国资委新的单位独立单飞，成为国资委监管阵营里罕见一次做加法的。而到了2016年5月，中国航空发动机在再次从中航工业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厂商。中航工业则主攻飞机研制，两者重新形成了飞机制造链上下游关系。又是航空，再一次让国资委做了加法。航空工业中的风云人物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在同年10月“休假式疗养”，留却猜疑无数。

　　2018年1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官方消息称，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集团完成了公司制改制。这也是军工集团中最后一波公布完成改制的集团。

　　同一个月，国资委宣布中核与中核建实施重组，后者无偿划归到中核集团。后来3月份双方领导参加重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无论合并与否，两大集团都是核工业完整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重组对于核工业的‘走出去’和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都非常有好处，将产生1+12的效果。

　　本是上下游的中核、中核建要合并；而本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发动机板块却要分出来，形成上、下游。看起来，分分合合，军工集团到底是何种体系布局，还有很多路要走。

　　回头看1998年的军工分拆，当初分拆的唯一理由就是鼓励竞争，以便提高效率。然而，分拆的方式却是使各个分拆集团的产品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航空工业是战斗机与直升机，轰炸机与运输机，以及民用飞机与通用飞机，都是不同的产品领域，即使拆分，也是无法进行任何竞争的。在兵器行业，分拆是按枪炮的口径大小分拆的、轻武器和重武器拆分的。大炮如何与竞争？说句小插曲，从二十年的历程来看，中国兵装集团后来销售额虽然很高，但都是轻武器（和民用品），其受宠地位离中国兵器集团就差很多。

　　中工的真正竞争，是来自国际市场的俄罗斯和欧美。退一步讲，国内即使能够竞争也是消耗中国整体的竞争力，而分拆集团又浪费了有限的人才，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投资建设。可以说，不合理分拆，才有了后来和以后的合并于重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例如中船重工和中船工业的合并也一直是引人关注的线的军工集团分拆，是否真的对增强中工整体实力？从当下收口的角度而言，可以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国在 90 年代经历了巨大的国防工业变革后，美国武器装备主承包商数量急剧减少。很多原先的武器装备主承包商面临两种境况， 要么退出军工领域，要么被其他军工企业兼并，而剩余存续的军工企业产业规模逐渐扩大。1990 年，美国武器制造主承包商为 62 家；1998 年，减少了一半至 31 家；2000 年，剩下 21 家；2002 年，美国武器制造主承包商则仅有 5 家，即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思罗普-格鲁门、 雷神和通用动力，一直延续至今。

　　可以说，“大尖强”成为军工发展的一个趋势，随着中核、中核建的合并已经尘埃落定，中国电科与中国电子，中船工业与中船重工的合并也都是传说不断。

　　去年底出台国务院《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正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根据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龙红山的表示，接下来将鼓励符合条件的军工企业上市或将军工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建立军工独立董事制度，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时，龙红山援引一组数据称：截至目前，在军工集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范围内上市企业有108家，军工集团上市资产占比从2010年时的24.6%提升到42.3%。而在国外，成熟军工企业资产证券化率为70%至80%，中国十大军工集团整体资产证券化率仅为25.37%。各大军工集团中最优质的资产即科研院所，几乎没有上市。这给下一步的混改，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军工行业均衡发展的优势之一就是传承自“八机部”的传统工业布局，也就是科研、设计与制造的一体化工业体系。相对照的是，这正是一机部最为缺乏的全局统筹能力，也是基础共性技术孱弱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军民融合”还有另外需要修补的一盘局面：扩大民机的基础核心能力。军工体系下一步无论是扩大混改、释放优势院所，或者继续实施“大尖强”的整合战略，都需要从民用机械中的工业体系获取养分。军民鱼水之意要有大池塘的辉映，军民融合之外更有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