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思考化水平不断提升是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迅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几十年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且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首要任务。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新型工业化已经成为“十四五”以至2035年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之一。传统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大的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可细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子阶段，并没有“新型工业化”这样的发展任务。因此，新型工业化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在当前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有必要认真分析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深刻分析新型工业化的新特征，并提出更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建议。
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新任务，这一新任务区别于世界先行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历程，也不同于我国以往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任务，新型工业化既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战略问题，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思想新战略。一般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化具有诸多逻辑向度，其核心是工业化逻辑。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它的重要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也就是工业化。那么，从时间进程看，工业化应先于或至少与现代化同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完善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相较于传统工业化而言，新型工业化强调生产智能化、分工网格化、产品定制化、过程绿色化，在保证分工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通过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有力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将释放出的效能有效辐射到其他部门乃至带动整体系统，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充分彰显创新、协调、绿色等新发展理念，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换挡转化。
***曾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这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虽然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但是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与工业化进程相比较，我国的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还相对滞后，这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目标还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从而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引入了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产业方式，是涉及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通过技术创新重构了价值链各增值环节，重组了生产系统中的要素配置，有效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集聚发力，扭转了“脱实向虚”的错误倾向，实现了产业链整体效率提升和竞争优势升级，更好更快地推动构建了具有融合式集群化特征、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动摇。
***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工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破解资源约束、符合“双碳”要求是新阶段工业化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新型工业化从根本上摒弃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碳排放，是建立在绿色低碳基础上的工业化，旨在构建现代化绿色制造体系，是我国推进“双碳”工作、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要抢抓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宝贵契机，筑牢实体经济这一根基，强化新型工业化这一引擎，通过涵养内在势能、强化外在驱动，不断开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走好这一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以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星空体育官网，并考虑到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仍在发展进步，以及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的影响，当前我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重大考验。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我国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发达国家全方位打压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内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首先发展的是中低端产业，而发达国家专注于产业链中高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分工上总体处于互补关系，这对于我国工业化发展相对有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发展有可能对其优势产业构成竞争甚至威胁的担心开始加剧，美国逐渐把我国视为其发展的一个挑战。以2018年美国发动中美经贸摩擦为主要标志，美国开启了全方位打压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我国出口商品大幅度加征关税，打压我国外部市场空间；频频把我国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列入“实体清单”，对这些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软件等进行全面封锁，全方位打压我国重要企业发展；美方开始全面限制我国接触和获得各项前沿技术，从企业合同、科研合作、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设置重重障碍，导致我国技术合作与创新的环境出现恶化；美国不遗余力推动其供应链去中国化，特别是美国联合日韩等经济体开始打造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半导体产业链，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二是我国面临东南亚等后发国家低成本竞争的挑战。我国产业发展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和打压，还面临后发国家的低成本竞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不断凸显。此外，新一轮产业和产品内分工降低了后发国家发展工业的难度，小规模国家也有可能发展起一些以前难以发展的大工业，这些都显著增大了后发国家对我国工业的挑战。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国内成本攀升，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冲击下，我国制造企业外迁数量明显增多，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迁至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而且上下游配套企业跟随转移使产业链外迁呈现链条化的趋势。在我国产业链外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往往一个龙头企业出去，就有一大批配套企业一起转移。比如，三星集团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带动200多家配套企业到越南投资设厂，既有本地企业，也有不少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显示，近年来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出现加速的势头。在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没有完成，中高端产业还没有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产业链外迁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挑战。
三是国内面临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工业对高素质劳动力吸引力弱的挑战。工业发展是支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中长期存在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的问题，地区之间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分工合作，很多地区都没有形成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这种同质化发展模式导致工业发展中普遍存在各种资源向优势区域集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这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另外，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工业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工业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数量和体力的要求大幅度减少，而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不少就业人员仍然存在对工业就业、特别是工厂就业的偏见，不少劳动力更愿意从事自由度更高的服务业就业或者灵活就业。此外，工业部门劳动报酬水平也不够高，缺乏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导致工业部门招工难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是制约我国新型工业化更好发展的重要挑战。
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开始孕育并取得快速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工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蕴含着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诸多机遇。
一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一轮产业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特别是低成本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因素在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弱化，有利于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此外，新一轮产业使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更加普及，生产企业将更加贴近消费地。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程度上升，以及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很可能逐步转向就地生产模式，即企业向市场目的地扩散，这样会使各国消费规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我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加强对相关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二是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相关产业迎来新机遇。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国内企业在关键核心零部件的选择上，往往优先选择更加成熟的进口产品，国内相关产业缺乏市场应用的机会。在美国技术封锁下，我国自主可控水平低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面临着断供的风险，这将客观倒逼国内相关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给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有利于促使我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更好维护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这也将有利于我国推动产权体制创新完善，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越来越突出。202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阶段，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是由于工业难以升级，比如难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难以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后，经济体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新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虽然增长的速度比以前有所下滑，但经济发展的难度显著下降，经济更有可能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新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优势将更加显现。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特别是高端工业品的需求，发挥需求引领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我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争取更加有利的新型工业化外部环境。
我国长期高度重视工业化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但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任务，与以前相比在一系列方面都有新的要求，体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的生产技术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全面普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需要紧跟新技术发展趋势，加快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的生产技术，总体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从引进、模仿、追赶、局部先进到全面领先或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工业以来，生产技术发展已经实现了多次历史性、性跨越：第一次工业是蒸汽机时代，生产技术以蒸汽动力、机械生产为主；第二次工业是电气化时代，生产技术以内燃机动力、电气化技术为主；第三次工业是信息化时代，生产技术以自动化为主；第四次工业是新一轮科技时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成熟；近期欧盟正式提出“工业5.0”概念，将以人为本、可持续、富于韧性等理念融入工业发展过程。当前，我国已经有不少企业具备了工业4.0的水平，甚至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但整体生产技术仍然处于工业3.0左右的水平，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生产技术继续进步、成熟、普及和深化将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更加关注产业安全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日益细化，大量关键零部件与关键材料需要从国外市场进口，长期存在过度依赖进口的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后，一些企业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愈加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疫情的冲击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层次和长期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备受关注的芯片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再到重型装备制造，甚至是抗疫必需的额温枪，都存在对外依赖大、自身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更加重视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是提升产业安全的重要路径。工业基础能力是一个国家整个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工业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长期持续高强度的投入，也需要实施者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单靠市场、企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难以取得突破。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国家意志积极推动工业基础支撑能力提高。对我国而言，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工业升级的重要“瓶颈”。新发展阶段，将以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材料、新型基础技术、新型基础人才的“新四基”为牵引，加快我国工业基础能力建设。
更加关注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主要途径。制造业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其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潜能。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趋势明显减缓，部分国家已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态势。而且新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可能会打破传统模式，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归并“向下延伸”产业的迹象增强。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外部环境，更需要新型工业化建设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发展动力创新化、产业结构高端化、区域布局集群化、产业组织结构协同化成为新型工业化高效率发展的主要路径模式。
新发展阶段工业发展路径呈现出新变化，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布局优化、结构优化促进发展转变。发展模式无论与以前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由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智能化生产模式正成为工业发展新趋势；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溢出效应更加彰显，以及随着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个性化、定制化更加普及，制造业可能呈现更加贴近市场生产的模式；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更加深化，生产模式呈现分散化生产特征。生产模式的新变化要求新型工业化建设加快形成先进的产业结构布局、先进的空间结构布局、先进的产业组织结构布局。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更加重视产业结构完整性，将继续巩固强化完整的产业体系与配套能力的产业生态优势。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较高的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以及强大的工程化和制造能力，形成了将复杂的产品设计加工制造成为最终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即“创新型制造优势”。随着中国工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齐全的产业门类、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将成为中国作为新型工业化特有的优势。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新型工业化还将打破传统的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模式。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整个制造业或制造业的多个行业表现出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强大的全球竞争力，掌控全球价值链，引领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近年来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较快，但整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正向中上游位置不断攀升，新型工业化建设应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中国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离岸外包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必须在国内保留加工制造能力。
产品质量高端化、生产过程集约化、生产效益最大化是新型工业化发展成效的核心表现。新型工业化具有产品质量高、生产效率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的特点，实现新型工业化，质量和效益水平需达到新的高度。
一是产品质量高，主要行业产品质量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包括性能、寿命、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和外观等各个方面的不断改善，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型工业化要引领新时代美好生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变化，根据需求变化不断推进优化供给结构、标准化建设等举措，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绿色、健康、安全的物质产品需要，为引领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工业支撑。
二是资源利用效率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形成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的绿色低碳工业体系。与我国的经济规模相比，我国主要生产性资源不足，不少生产要素如水、土地的资源禀赋低，不少矿产资源严重依赖外部供给，因此，我国工业化生产过程必须始终注重集约高效化，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内在价值。
三是生产效率高，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新型工业化要能支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障国内产业和经济安全，支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支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新型工业化要求我国工业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利润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之列，特别是新型工业化要能够有效地带动和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全新格局。新型工业化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力度，增强工业发展的国内外共享，充分融入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效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今后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要求。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将在科技和产业自立自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型工业化要求我国工业进一步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一步融入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意味着我国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的市场和技术，保持我国出口在国际贸易市场的份额，让更多优质中国产品造福世界人民，促进国内工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新型工业化进一步支撑国内共同富裕和国内市场扩大，为其他国家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带动全球共同发展。
在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站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新起点上，新型工业化在新发展阶段要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支持核心技术攻坚突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稳步提升劳动报酬、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布局和继续强化党的领导，推进从高速度工业化转向高质量工业化，最终全面实现工业化。
一是进一步扩大智能制造技术的推广应用。优先针对产业链转移风险较大的行业，以国家和地方合力支持的方式，打造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行业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尽快总结成功经验并加快推广，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培育有应用前景和需求市场的智能制造技术产业，作为产业支撑布局中的新领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二是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支撑，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和加强资源共享。支持形成三至五家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和全面接入能力的基础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一大批架构于基础性平台之上的专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逐步优化我国工业化市场服务水平，突出我国特有的工业化市场特色。三是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智造业”升级。加大制造业场景中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支持工业APP发展，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高企业知识提炼能力。有效、安全、合理地在生产经营中释放大数据价值，加强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有序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加快培育复合型大数据人才，稳步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积极应对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健全国家层面监管体系，确保技术专利、企业信息、用户数据等方面的安全性。四是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积极推进下一代绿色材料及工艺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将循环经济制造业培育成为重大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领域，重点培育打造一批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建立绿色制造典型动态管理机制。以绿色智慧产品、绿色智慧工厂、绿色智慧工业园区、绿色智慧供应链为重点，探索绿色智能制造创新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工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构建以低碳为特征、低碳技术为核心、标准碳核算为标准的工业体系，打造以绿色发展、有效协同、有序发展、共享收益为理念的市场体系，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助力。
一是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尤其是当前对美国依赖度高、“卡脖子”可能性较大的环节和产业，将这些短板作为重点突破口，统筹产学研等多方面优势资源予以长期稳定支持，并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改善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争取五至十年左右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的重点突破。二是从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设施、基础人才等方面构建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对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缺失领域和“备胎”打造情况进行摸底，为产业基础再造、产业安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奠定基础。特别是要健全和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财税政策对主要工业行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采用财政拨款、税收优惠、专项和创投风投等多种方式的“组合拳”，引导和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投入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基础环节，对涉及产业链基础能力的关键核心企业加倍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标准，确保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充足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此外，还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针对被美实施战略遏制的关键环节，稳步推进实施安全且自主可控的供应链“B计划”。三是进一步增强供应链的开放性、包容性，完善制造业跨国合作网络，全面消除关键产业链的进入壁垒，建立国家层面的创新开放机制，开展与其他国家在高新技术层面的深度交流，营造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交流互动关系。四是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保住我国产业门类齐全的最大优势，确保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既要防止外资制造业转移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外迁，也不能用能耗双控和“两高”限制的要求将已有产业赶走。针对后者，要区分高载能与高排碳产业，鼓励高载能企业自建或合作建设风光电与煤电一体的局域网，自发自用新能源、就地消化、就地转化为高载能、低排碳的产品，促进高载能、高排碳产业逐步转向高载能、低排碳的产业。
一是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三角洲、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为重点，实行跨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产业合作，推进区域内产业布局优化，减少重复竞争，着力打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和重点产业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支持各省优化本区内市县的产业布局，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国家级产业集群。三是加大支持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鼓励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大力度承接产业转移，打造若干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总体而言，要统筹协调各区域间的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工业生产要素在全国区域内有效流动，全面优化区域结构，推动区域“多规合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高资源跨区域间的流通效率，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和国家的整体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改革，调整优化行业报酬分配结构，引导资金和人才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推动工业企业的良性发展。畸形的房地产经济是实体工业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要避免行业资源集聚在少部分房地产企业中，推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加快房地产市场向新发展模式转变。二是协调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主要领域的资金需求规模，确保制造业获得与其规模份额相应的资金保障，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保持融资总量合理充裕，加大对重点产业的支持与普惠性金融实施的力度，金融行业要回到服务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提升基础金融服务水平。三是深化人才培养和待遇的改革，支持制造业企业率先实施主要面向技能型人才和技术人才的企业年金制度，降低制造业就业人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促进人才队伍稳定发展。通过在高等教育学校增加技术类必修课程、促进职业院校发展、促进高校和企业合作培养等多种途径，加强产业链亟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一是积极主动参与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产业循环体系构建，继续加大出口力度，逐步改善出口结构，稳步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继续积极促进进口，特别是进口关键领域重要产品，稳定全球供应商信心，盘活全球范围的市场有效供给，充分融入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效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推动新型工业发展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供应链重构，在部分领域变被动调整为主动引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外投资布局。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联网强网补链，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要高度重视保护外贸企业，也要同等程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尽力减缓或防止外资企业大规模外迁。三是要向国际社会充分讲好“中国制造的故事”，鼓励企业在带动中国制造、中国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中，注重带动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国际广泛正面宣传中国产品、中国设计、中国服务的质量，提升各方的认可度。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基础。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形势需要，继续充实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包，及时总结良好的经验和做法，复制推广到相关管理领域。二是进一步加大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实质性政策支持，加强部际间统筹协调，共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方向。国有企业在新型工业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要充分发挥、有效调动国企优势，起到领军带头作用。同时，要看到民营企业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制造业投资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稳定民企投资预期，把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三是对于关系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工程，要通过加强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与科技领导小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金融稳定委员会等队伍的协同，共同推进重大事项的落实。
综上所述，新型工业化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准确判断我国工业化发展所处阶段及其阶段特征，深刻认识国内外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明确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把握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的机会，高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升级。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站在新起点上，我国要直面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向全面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奋进，为实现工业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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