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百年回顾与展望：中国党的工业化战略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世界工业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国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党一经成立就开始探索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和条件，认识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立国家工业化的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了70多年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党领导中国工业化的成就集中体现在，1949年至1978年用不到30年的时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79年至2016年用30多年的时间建成门类最齐全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工业化的下一个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建成世界工业强国。

　　工业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根基。工业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定义。在狭义上，工业化是指工业较快地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农业产出和就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出和总就业比重降低，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在广义上，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现代化是同义语，是经济社会系统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非农业为主的过程，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渗透和装备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过程，也是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苏联和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是发展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可见，工业化既包括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的提高，也涵盖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现代化等内容。

　　在中国党成立之前，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因而不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党一经成立即自觉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坚定推动者、先进工业文明的捍卫者和传播者，领导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工业大国并开启向世界工业强国进军的伟大征程。建党一百年来，党领导的工业化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1)1921-1949年，新主义时期的思考探索阶段。等党的注意到世界上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十分关注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以及如何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指出，中国落后和被人欺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如果不能建设新式工业，就不能发展生产力。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进行工业化（，1999）。（2)1949-1978年，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奠基阶段，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形成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战略构想。（3)1978-2016年，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起飞阶段，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20世纪十年代，中国工业发展重点先是面向人民生活需求加强轻工业，再转为加强重工业的短缺行业。进入21世纪以后，针对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和资源压力，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4)2017-2035年，积极应对新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绿色低碳发展等要求，建设世界工业强国。

　　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鲜明特征，国内外很多方面关注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许多文献对中国工业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丰富研究，从某些视角和特定阶段回应了这个问题。汪海波、刘立峰（2009）分析了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背景、客观必然性及其实施过程及联系。徐坤、王智（2021）对工业化战略思想的内涵、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金碚（2019）揭示了中国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史丹（2020）分析了中国工业发展成就、战略演变和未来发展环境变化与特征。胡鞍钢（2019）分析了70年中国工业化雄略与道路演变。黄群慧、贺俊等（2021）分析预测了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相关指标，提出了2035年和2050年两个时间节点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和战略重点。吕政（2017）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体制保障，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既能发挥市场作用，又能通过产业政策避免市场经济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星空体育。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基于更长时期的文献和数据，进一步分析中国党一百年来对中国工业化的思考和探索，特别是党执政后领导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实践，并向世界工业强国进军的历程，力图为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工业在新时代的目标提供一定借鉴。

　　中国近代工业化萌芽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以引进先进技术、创办近代机器大工厂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建设，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香港、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建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清朝官僚也创办了机器、武器、采矿、炼铁、纺织工厂，近代军事工业、重工业和民用工业得到零星的发展。到1921年中国党成立前后，上海、天津、南京、无锡等地的工业初具规模，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涌现了一批民营企业。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设了以掠夺资源和服务侵略为目标的煤矿、铁矿、钢铁厂。

　　1921-1949年为新主义时期，这期间党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依靠力量推翻阻碍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经济制度。1921-1927年，党通过经济斗争与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开始探索新主义时期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作实践。1927年大失败后，党开始探索新的和发展道路，等党的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党调整了工业的指导思想，在红色根据地内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党和政府开展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探索，创建新主义经济新的重要经济形式——国营工业，兴办战争所需的军需工业，着手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32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为各地手工业生产合作提供了统一的章程。1939年，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一些抗日根据地根据战争需要加强了工业建设，兴办了一批被服厂、草鞋厂、炭窑厂等工业企业，有力地支持了战时需求。正如同志所说：“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91）“要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99)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党进一步探讨新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提出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要贯彻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方针。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战略设计，提出“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91）等目标。同年9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明确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供应人民日常消费需求。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束缚，近代工业多为官僚控制的官办工业或由外国资本支配的商办工业，民族工业在这个夹缝中受到双重挤压，中国工业发展缓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国民经济极其落后，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其中多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修配厂以及提供原料、半制成品的矿山和工厂。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实践说明，在新主义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可以发展一点工业，但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党成为领导国家工业化的核心力量，中国走上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党和同志从强国富民的战略高度决定开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描绘了一幅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的宏伟蓝图，并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综合表1至表4的数据可知，从1952年到1978年，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从17.6%和20.9%提高到44.08%和48.20%，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国民经济总就业人数比重从7.39%提高到17.30%。相应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50.5%下降到28.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国民经济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83.5%下降到70.5%，人均GNI从1970年的120美元增加到200美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以1978年产量指数为100，1952年原油、化肥、发电设备不到1，发电量、钢、水泥不到5，化学纤维、汽车、乙烯、集成电路是空白，原煤仅为10.7。到1978年，能源、冶金、机械、化工、国防等工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航天、电子、飞机、汽车、精密机床、核工业和石油化工进步显著，纺织、食糖、造纸等轻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畸形工业结构，工业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由于长期坚持“以钢为纲”，过度强调重工业，中间产品消耗过多，用于人民生活的最终产品过少，出现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失调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增长滞后于产出占比的增长。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从1952年的64.47%下降到1978年的43.10%，重工业占比相应地从35.53%提高到56.90%。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较快，但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下降缓慢且滞后于产出占比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遏制统治时期持续10多年的通货膨胀，既是新中国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也是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工业恢复和发展重点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矿山、钢铁、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纺织等行业，在东北地区和内地有计划地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现代工业也有所发展，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工业总产值快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最高产量水平，奠定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即将完成的1952年，为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命题，并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道确定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优先任务是建立现代化大机器工业，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作为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对中国工业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如重工业与轻工业、地方工业与中央工业、工业与国营工业等关系都做了论述和安排。“一五”计划明确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向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矿、石油、机器制造、化学、建筑材料、木材等重工业倾斜，机器制造和冶金工业被视为重中之重。

　　把农业和工业作为经济进步和国家强盛的基础，并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1999）。优先发展重工业，依托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础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为经济发展和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中国党人自然也期待用这种路径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逻辑，是因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才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改造重工业和轻工业，制造现代化武器，为农业提供拖拉机、收割机和其他现代化农业机械，并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生产。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思想，体现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

　　“一五”期间，中央集中力量发展国家工业化的重要项目，特别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以156个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成了一批钢铁联合企业、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重型机器制造厂，形成了一批将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钢铁、冶金和矿山装备、汽车和拖拉机、电力、煤炭、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现代工业生产能力，扩展了中国工业类别。中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一些发电、冶金、矿山等设备和机床、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已经能够制造了。尤其是，航空工业领域建设了南昌飞机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厂、沈阳飞机厂、沈阳航空发动机厂，1956年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飞机，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生产力空间布局上，迅速壮大了东北工业基地，新建华北、西北、华中和西南等新的工业基地，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城市，改善了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使中国工业面貌焕然一新。

　　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工业化进程，1956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的方针。许多地方因地制宜、轰轰烈烈地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这些地方工业项目不仅服务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大工业生产和出口。“一五”计划的实施和计划指标超额完成，使中国在生产力薄弱的基础上得以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历史篇章，为此后长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一五”计划辉煌成果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1958-1962年实施“二五”计划。《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要求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二五”计划期间发展壮大了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煤炭和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的建设，攻克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现代化大型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比较落后的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得到积极建设，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国家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设备、工程机械、专用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等制造业，钢材和主要的有色金属的数量和品种，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炼、有机化工以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薄弱部门，在“二五”计划期间均得到加强和发展。

　　1958至1960年被称为“”的年代。“”在工业方面的初衷是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加快钢铁工业发展，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具体做法上，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由于产量任务指标脱离实际和不顾客观规律的急于求成，“”给中国经济造成钢产量不合格率较高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为克服“”造成的困难，使国民经济步入正轨，1961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调低工业增长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关停并转部分亏损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1962年始，经济形势逐渐恢复。1964年启动三线建设，在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并努力改变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发展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工业的发展也得以恢复。

　　1963年月间经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提出中国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再使中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根据的指示，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两步走战略：“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1984)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战略。

　　这期间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三五”和“四五”两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三五”计划）提出，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使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197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四五”计划）强化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思想，提出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初步建成独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尽管由于“文化大”的干扰，中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出现较大起伏，但是由于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分子响应毛主席“抓、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工业总产值在1967年和1968年衰退后，1969年起开始好转和恢复，中国工业化建设继续前行，“三五”计划、“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指标基本上如期完成。特别是，这两个五年计划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西北地区的航天、航空、武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得到发展，使西南、西北等广大的内地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

　　为扭转“”初期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于1969年、1970年多次召开会议，采取“三线”建设、发展地方“五小”工业、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等措施恢复经济。中央再次强调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各地立足本地资源，在不与农业争劳动力、不与大工业争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条件下，兴建了一批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修造、小水泥、小化肥等“五小”工业，县、乡、社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城市和正式计划之外发展起来的“五小”工业，具有服务农业、利用地方资源、满足本地需求的特点。这一时期连同20世纪50年代末时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通过市场建立了与消费需求和上下游企业的联系，20世纪十年代发展成为乡镇企业和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方面军，创造了乡村工业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来源。20世纪十年代，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其异军突起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促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推动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

　　经批准，1972年和1973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四三”方案，用43亿美元集中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了一批发电、化纤、化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成套设备和单机，建立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利用这些当时世界先进技术装备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项目，主要布局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庆、吉林等东北地区。这两次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大规模技术引进埋下了伏笔。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这一代中国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目标绝大部分均已实现或接近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特别是就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工业增加值占世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不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不快。但中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工业主导以及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的目标。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中国能够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和原材料，为人民生活提供必要的消费品，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而且有力地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保障了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防安全，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资料来源：工业占GDP比重，1952年和1957年数据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其余年份根据联合国统计局数据计算，。人均GNI及其在世界的排名来自世界银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员比重，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对应年份的《统计公报》。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加强先前发展不足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着重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之从主要为新的建设和重工业自身服务转变为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加快轻工业发展。为此，国家停建缓建一批基本建设和重工业项目，轻纺工业投资和原料进口大幅度增加，保证轻纺工业生产所需。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能源与农业、交通、教育和科学一道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增强企业活力是以城市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等论断。党对经济体制的上述新认识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年修改宪法，确认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决定将140个市县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步伐。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经历了一个生机蓬勃的加速发展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继续发展作了铺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七五”计划完成，工业部门普遍进行了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工业发展迅速。“五五”计划后三年狠抓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六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建设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形成若干个比较强大的工业基地。“七五”计划提出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这期间的建设和改造较快地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参见表1和表4。工业产值在向上攀升的同时，轻重工业比例向轻工业占比提高的方向变化。轻工业占比从1978年的43.10%提高到1980年的47.15%和1990年的49.38%，相应地重工业占比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工业发展中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及能源、原料短缺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国工业发展步入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以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改革全面展开，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工业化也向纵深发展。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确立。这一时期，中国出口部门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国有企业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试点，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也取得显著成效，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发生较大变化，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明确界定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形成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机遇，全面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外资、台资企业形成了一波涌入热潮。中国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变化，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更紧密地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为解决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问题，“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继续推进了工业结构调整。这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突出特点，一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内蒙古、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地区续建和新建了一批大型煤矿，电力方面建设了一批水电、煤电、坑口电站和核电站，原材料中钢铁、有色、化工等产能增长较快，改造和扩建了一批铁路、汽车、造船、电力、石油等专用钢材和不锈钢生产线，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的引致需求带动原煤、原油、电、钢、乙烯、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二是重视加工工业改造。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机械工业和轻工业，基础机械、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的技术改造，数控机床等重要基础机械以及液压、气动、密封、仪器仪表等重要机械基础件受到重视，发电和输变电、连轧连铸、矿山、乙烯、化肥等大型成套设备以及关键产品自主生产能力显著提升。机械、石油化工、汽车、电子、家电、纺织等产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加工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比较优势，出口大幅度增加。三是高技术产业快速成长。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四是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八五”计划将大规模集成电路、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和程控交换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确定为电子工业的发展重点。“九五”计划将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确定为电子工业的发展重点，大力推广电子信息技术和装备在国民经济行业的应用，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并从投资分配、技术开发、设备更新、产业政策和组织管理等方面，为电子工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创造条件。硬件和软件都得到发展，电子元器件、专用高精密设备和仪器、专用材料的研制和生产取得很大进步，在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60%以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客观要求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加强调与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对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2007年党的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命题，强调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上，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风险与冲击，采取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实施十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一揽子措施进行应对，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态势。2012年党的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做出进一步的设计和部署，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规定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思路、方向和要求。

　　这期间工业化的突出特点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工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一是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置于优先位置，大力开发电子信息产品和新型元器件等的制造能力，大力推进先进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装备和数字电视系统的产业化，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二是依托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振兴装备制造业，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集成的整体水平，研制高速铁路、新型高效发电设备、超高压直流输变电设备以及大型冶金、化肥和石化成套设备，推动船舶、汽车、冶金建材、石化、轻纺等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三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向研发和先进制造等中高端环节攀升，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四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在上海、天津、广西、北京、武汉等地推出一系列以综合配套改革为主题的试验区试点策略。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工业的机遇，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工业企业应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工业在规模扩张中加快了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在先进制造、尖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了一批技术起点较高的项目，综合素质实现了新的飞跃，在一些领域成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跑者”甚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中国已经建成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上述成就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巩固了中国的工业大国地位，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增添了新动力。但是，长期存在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和国际分工地位不利等问题对工业强国建设的制约依然突出。

　　党的十九大决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作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第一阶段是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以上部署明确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方位以及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建设世界工业强国这个新时代中国工业化的任务与目标。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不仅是量变过程，更重要的是实现质的跃升。如果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制约和挑战，实现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人均收入稳步提高，就能成功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顺利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各种制约和挑战，工业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人均收入就会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为如期完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的目标，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工业必须直面各种短板和挑战，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攻克核心技术、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提高绿色低碳发展能力为主攻方向，在继续做大总量的基础上，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先进制造业壮大，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新阶段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强调提高创新能力，是因为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只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才能实现工业的持续发展，并支撑中国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正如习总所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习，2017）。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应当充分发挥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展壮大以研发、设计为基础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化提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别要响应世界科技进步步伐，加快攻克集成电路、数控机床、机器人、智能装备、数字技术、工业软件等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促进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实现技术自立自强。为此，必须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目标指向，加强国家战略需求的长期支持能力，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的指导和支持，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各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更多采取公共部门长期采购、激励商业化需求等方式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在关键核心技术市场创造者和促进者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深化的推动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普遍谋求发展制造业，西方发达国家也试图通过政府支持使制造业国际分工和竞争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分工体系正在进行新的调整，研发、设计和先进制造环节的地位和附加值呈现提高趋势，工业仍然具有强大的按全球化方式组织生产的内在动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积极响应国际产业分工新的调整，妥善应对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构筑向研发、设计、先进制造等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内生动力，强化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新一代科技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强中小型制造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促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融通发展，增强产业链黏性，进而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政策方面，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要素供给和协作配套条件，提高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吸引力。在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生物制药和下一代半导体材料等尖端领域，通过形成研发、设计和制造紧密交织、相互依赖的专业化协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技术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理念，世界各国普遍积极推低碳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度过工业化集中推进期，工业碳排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达到峰值。中国由于工业化进程晚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接近50亿吨标准煤且还在增长，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还处于较高水平，与之相关联的碳排放仍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工业经济规模大，中国资源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量多年处于高位，生态环境压力激增，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部门。2018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为31.1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47.2亿吨的65.9%，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是碳排放的主要原因。2020年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不仅要求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而且要控制能源和资源消耗总量，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扩张，减轻对资源环境的绝对依赖。这种发展的方向自觉性，要求在高度重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金碚，2019）。为此，中国应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大力采用低碳技术和工艺装备，发展低碳产业，构建低碳工业体系，完善重点行业低碳发展政策，探索技术可行、经济可承受的低碳转型战略，走碳达峰及深度脱碳的绿色发展道路。

　　[1]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道路70年:从落后者到引领者[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5):110-123.

　　[2]黄群慧,贺俊,倪红福.新征程两个阶段的中国新型工业化目标及战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1(1):1-14.

　　[3]金碚.中国经济70年发展新观察[J].社会科学战线]吕政.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5-14.

　　[10]汪海波,刘立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回顾与前瞻——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J].经济研究参考，2009(38):2-22.

　　[12]徐坤,王智.工业化战略思想及其新时代意蕴[J].思想研究，2020(1):32-40.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