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联改革的歧途及借鉴苏联解体发生已有20余年，但苏东剧变的这段惨痛历史却从未远去，它始终是摆在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前的一面镜子。关于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些年来的分析和探讨从来没有停止。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改革的今天，在改革的这个时代命题上，苏东剧变的历史也有诸多教训可资参考。苏联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战后近半世纪的执政过程中，面对既有的斯大林模式，也曾推行过各类改革的尝试，但这些改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瞎折腾，要么走上邪路。就是这些不成熟和失败的改革，耽误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本可以把握的大好时机，导致与资本主义的差距慢慢变大，最终被资本主义颠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的改革业已步入深水区，改革需要勇气、智慧和决心，也需要从前人那里汲取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曾经是把斯大林模式当做唯一正确的模式的。但自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短暂在位时也曾意图改革。苏联对改革的大规模努力，应该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之后，斯大林模式的神话第一次被击碎，加之波匈事件的发生，让执政的党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苏共在领导和推进改革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的束缚。自斯大林执政起，为了达到巩固个人地位的目的，他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最高权威，把哲学、经济学、党史等都按照他所需要的标准进行解释，对于在理论上有任何不同意见者都动用力量加以消灭。这样一来，苏内各级干部所能接触到的理论都是斯大林式的哲学教材、党史教材等。他们对党的理论不再有思考，也不敢有思考，只有对斯大林理论的顶礼膜拜。苏内在理论上彻底陷入教条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党内从此没有人敢于在理论上探索创新，所谓的理论家不过是对既有理论的包装、吹捧罢了；党内也不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党员，有的只是唯唯诺诺按领导指示办的执行性官僚；党内不再有具备马克思主义智慧的家，有的只是争权夺利、阿谀奉承的政客。这样一来，苏内，一代代干部的培养，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都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完全一样，并且就像套娃越套越小一样，苏共干部的素养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差，干部都是平平庸庸的技术性官僚，争权夺利在行，但是思考问题、勇于改革的智慧和勇气却没有了。苏内曾有人言，苏共“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苏共内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教条主义，使得苏内对于斯大林体制的理解是僵化的，有一种习惯性的依赖，改革的意识是不强的。即使意识到了有什么问题，当时党内高层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来推动改革了。教条主义的窒息下，苏内，无法出现真正的拥有智慧和勇气的改革者，而多是勃列日涅夫般的守成者。即使出现了改革者，也是赫鲁晓夫这样的蹩脚改革者，或是之后戈尔巴乔夫这样打着改革旗号的背叛者。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苏共试图改革之时起，就已经决定了其改革的命运。因此，推动改革，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对既有模式的依赖性，更要避免沉醉于既有模式，倘若事先就人为地划定各种条条框框，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改，没有真正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或者一出现问题就立即想着退回老路上去，那改革的命运就可以想象了。

　　二、“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

　　所欲而为。苏联的改革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改革的规模和影响都是较大的。但赫鲁晓夫实行改革很大程度上就只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随心所欲，改革不但成效不大，反而搞乱了党和国家，自己也在历史上留下很多笑柄。赫鲁晓夫改革的起点，是反对斯大林的。这个切入点是对的，但是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则过于草率。他把苏联体制所有问题一股脑的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把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领袖人物一下子全部抹黑，是苏联包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人民实难突然接受的。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思想上、上的混乱，用的话讲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而他大反斯大林星空体育官方网，却又没有真正的解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结果自己在执政后期也走上了斯大林主义的老路。赫鲁晓夫全面铺开改革后，自认为自己是农业专家，便从农业问题着手。基于苏联谷物产量不足的问题，他首先提出要垦荒。大规模垦荒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但是却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风沙侵蚀严重，开垦好的土地也遭到破坏。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时期，曾经在玉米种植上取得过一定成效，从此他就对玉米情有独钟。任苏共最高后，他就在全苏境内推行种玉米运动，不顾苏联很多地区的气候条件不适于种植玉米，居然要求苏联玉米种植面积要在八年之内从350万公顷扩大为2800万公顷，结果很多地方不但玉米颗粒无收，还导致没有土地种植其他粮食而导致连口粮都没有。玉米热成为国际笑话，赫鲁晓夫本人都被人戏称为玉米棒子。赫鲁晓夫还突发奇想提出要在几年内人均肉、奶产量超过美国，为此对地方党委政府施压，结果导致梁赞州弄虚作假，宣称产量翻番，被揭穿后，州委。农业改革状况频频，工业改革也是漏洞百出。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改革的重点，就是把原先垂直管理的方式改变为区域管理，一夜之间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被撤销，全国被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原来由部委管理的企业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条条”改“块块”，并未冲击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有问题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中央权威不足，地方各行其是的问题，赫鲁晓夫又匆匆搞合并，成立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管理机构原来越多，改革毫无成效。连苏联《真理报》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都评价他的工业改革“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经济改革的草率让他沦为笑柄，改革的草率则让他彻底下台。为了解决斯大林时期苏内的诸多问题，他强制推行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做法过于极端，导致苏内干部队伍的大进大出，人心惶惶，他还别出心裁的把苏组织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造成党的领导体制的极大混乱。赫鲁晓夫混乱的改革，结果是人民不满，干部怨声载道，正所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内外交困之中被党内官僚集团赶下台。恰应了改革之初丘吉尔曾告诫过他的一段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赫鲁晓夫随心所欲的改革，上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搞乱了思想，为苏东剧变也埋下了伏笔。经济上也成效甚微。其所遭受的失败说明，改革必须要遵循科学规律，仅凭的主观意志，是一定要栽跟头的。

　　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就此开始以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改革。新经济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自主性，加强了经济刺激和物质奖励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苏联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次经济改革，从1965年到1981年,苏联国民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苏联职工日均收入从1956年的96卢布，上升为1981年的172卢布。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国力达到了史上最高。但是，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开始逐步减退，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最高勃列日涅夫对改革的不重视，不关心，甚至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在勃列日涅夫主导下，苏内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开展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视市场为妖魔，视计划为圣物。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勃列日涅夫还，提出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宣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在这样的论调下，苏联既有的一切都被视为是完善的，苏共鼓吹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既然一切都已至善至美，改革自然是不需要了，甚至是画蛇添足，不愿被提及。勃列日涅夫就评价过柯西金：“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甚至在苏共报告中后来都看不到改革字样，而只允许提完善。而提倡改革的如柯西金也逐渐被勃列日涅夫排挤，后来甚至以身体原因辞职。改革停滞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苏联的经济体制始终无法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有一个著名的事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就准备专门就科技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为此还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件，但之后此事就石沉大海，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后清理他的档案时,才发现了这个文件，时间就这样被耽误了近20年，体制之僵化，对国家发展之荼毒可见一番。正是由于改革的半途而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慢，新经济体制之初，1966—1970年苏联经济增长达到7.7%，而标志着改革基本停止的苏共24大之后，苏联1971—1975年的经济增长为5.7%，1976—1980年进一步跌至3.2%。70年代正好是科技推动全球飞速发展的时代，苏联经济体制上的僵化导致苏联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成为80年中期后苏联陷入无可挽回的困局的重要原因。苏联的教训表明，改革没有终点，半途而废绝不可取。

　　在改革的的问题上，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个蹩脚者，勃列日涅夫是个怠工者的话，那么之后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则是一个背叛者了。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在、经济上都陷入极大的困境之时上台的，他对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局面是有一定清醒认识的，因此上台伊始就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而苏内和苏联人民也对他是有改革的期待的。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在于，他知道要改革，但是他却不知道怎么改革，几经尝试之后，情急之下乱投医，为苏联开了一个无法治愈的药方，改革成了送终。戈尔巴乔夫最初是试图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的，但是此时的苏联经济上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非猛药无以革除。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的议题上浅尝辄止，不得要领之后，将经济领域存在的顽疾统统归结为领域的问题，因此便将改革重心匆匆将经济转向了。上台两年之后，1987年他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设想。1988年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则将他的改革设想变成了实践。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党的价值观上，他鼓吹“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高于一切“，从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思想多元化；在党的历史问题上，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夸大党曾经的错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人道的，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改革的动力上，把”公开化、性“作为动力之源，丑话国家历史，搞乱人心；在改革的领导方式上，放弃党的领导地位，鼓吹搞西方宪政；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迷信西方的私有制和绝对自由，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苏内和苏联国内多数人搞不清戈尔巴乔夫究竟要干什么，陷入了迷茫之中，而自由主义势力则趁乱做大夺权，西方国家更是拍手陈快，给戈尔巴乔夫给与各种荣誉，甚至还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让他陶醉其中，在邪路上浑浑噩噩越走越远。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尚且经不起如此折腾，何况一个本已危机四伏的苏联。所以在很短时间内，苏联在经济上陷入崩溃，上陷入混乱，苏共各级组织陷入瘫痪，联盟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的速度，甚至都超出了西方国家的预估。戈尔巴乔夫下台时的讲话承认其改革失败了，他一人的胡乱作为与背叛，却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和亿万人民去埋单，这个代价之大，教训之深，实在是值得所有改革者去深思。从戈氏的改革可以看到，改革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不等于不顾一切的胡乱作为，改革要有底线，改革是对现有不合理、不适宜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但改革不是放弃国家现有的根本制度和既有道路，改革不能够走邪路歪路，否则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改旗易帜式的改革绝不可取。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大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解决这两大矛盾的重要手段。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结苏联二战后三次主要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在改革这个重大议题上，始终没有搞清楚要不要改革和怎么样改革这个根本问题，在对改革的理解上存在偏差和误区，在改革的力和度上始终拿捏不准，在改革的方向上始终迷茫徘徊，在改革的思路上狭隘偏激，导致其改革或者无所作为，或者胡乱作为，苏联战后的改革之路就是一条歧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必须始终作为中国党人领导和推进改革的一本厚重的历史参考书籍，认真翻读，细细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