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中央处、国家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德意志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然后赴苏联出席苏共二十大，最后，在回国的途中还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3月底回到北京。当时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翻译，有幸随朱老总访问了东欧五国，并出席了苏共二十大。现根据有关材料和我的记忆，将这段经历追忆如下。

　　1955年12月，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东欧五国。朱德为团长，团员由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师哲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于桑、王雨田、廖盖隆、陈友群、郭仁等。我随代表团担任俄文翻译，代表团的重大活动，由师哲担任翻译。中国代表团在访问罗马尼亚和苏联时称中国党代表团，在访问东欧其他国家的时候称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发前，保健局建议，朱老总年事已高，不宜乘坐飞机，因此，中国代表团在访问中，尽量乘坐火车，很少坐飞机。

　　1955年12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火车从北京出发，途经莫斯科和基辅前往罗马尼亚，在经过基辅时曾作短暂停留。苏联元帅崔可夫前往车站迎接。朱老总与崔可夫是老相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初期，崔可夫是斯大林派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那时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非常关心，同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位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他把中国代表团请到他在基辅的司令部共进午餐。

　　中国代表团于12月21日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受到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乔治乌-德治为首的党政的热烈欢迎。12月23日，代表团应邀参加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所有随行人员也列席了大会。除了苏共代表团外，这是外国党代表团不曾有过的殊荣。在外宾中，中国代表团在苏联代表团后第二个致贺词。

　　1956年1月1日，中国代表团乘德国国际列车前往柏林。国际列车运行速度特别快，刘澜涛有些晕车，聂帅更担心朱老总经不起颠簸，便派人同列车长交涉，希望将车速放慢一些，以确保安全。列车长不同意，说国际列车的速度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随意改变。代表团于当天下午到达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乌布利希等到车站迎接。1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和德国政府在柏林歌剧院为皮克总统80寿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德先后致贺词。皮克总统精通俄文，俄语讲得非常流利，但在此正式场合，未讲过一句俄语，而是由他的女儿为他担任俄语翻译Star Sports。

　　皮克总统80寿辰庆祝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便到德国各地访问。代表团首先访问了莱比锡，参观了那里的露天煤矿和人造汽油联合企业。然后访问了文化古城魏玛和耶纳。耶纳有个世界闻名的蔡斯光学仪器厂，朱老总对这个厂很感兴趣，请德国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光学仪器方面的工厂。

　　在德国，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布辛瓦尔德集中营旧址，据说德共台尔曼就是在这里被害的。仅在这个集中营就关押过几十万人，被沉重劳动折磨和饥饿致死者达20万人，从所谓的犯人身上剥下的衣服、鞋子、头发、眼镜甚至拔下来的牙齿都一堆一堆地摆在那里，令人惨不忍睹。

　　1956年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拉科西等匈牙利党政到车站欢迎。欢迎的群众不断高呼“朱德——拉科西”，场面十分热烈。当时匈牙利的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特别是医疗器械和医疗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由于匈牙利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团在同匈牙利群众接触的过程中觉察到，群众对匈以及苏联都有不满情绪。

　　195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代表团的专列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诺沃提尼和政府总理西罗基亲自迎接。朱老总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敞篷车驶向别墅，沿途群众夹道欢迎。

　　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代表团参观了玻璃厂、瓷器厂等企业。瓷器厂陈列了他们的各种产品，也陈列了中国古代的一些瓷器。他们的产品在齐、光、薄、细等质量指标方面，都明显地胜过了中国的老产品。工厂负责人介绍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陶瓷技术是从中国学来的，但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探索和改进，并使生产工艺机械化，因此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正赶上华沙条约协商委员会在布拉格举行会议，苏联元帅朱可夫出席了会议。根据中央指示，聂帅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这次会议。聂帅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稿由我和苏联的贾丕才一起译成俄文。

　　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访问时，萨波托茨基总统送给朱老总一个国营农场所需的全套机械设备和一辆轿车。

　　1956年1月30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在波兰参观了几个大城市——波兹南、什切青等。代表团发现，在同波兰干部和群众接触中，当谈及苏联时，他们反应很冷淡；当谈及中国和南斯拉夫时，他们反应比较热烈；代表团还发现，波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不满情绪，对待自己的工作也不够认真，在接待我代表团方面也屡屡出现差错。如一位司机在送代表团返回宾馆时，把聂帅和师哲拉到了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的官邸，闹得宾主双方都很尴尬。当罗科索夫斯基的副官出来问明情况后，才知道司机只顾跟着前面的汽车走，误入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官邸。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邀请后，于1月16日决定派朱德、、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

　　朱老总作为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团长，于2月4日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随同朱老总一起来到莫斯科的聂帅、刘澜涛便回国了。师哲留下来仍然担任代表团的秘书长，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原来的班子。苏方对朱德的到来非常重视，赫鲁晓夫于2月6日接见了朱德和刘晓，接着安排朱德先后同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等苏共会见。此外，苏方还专门安排朱德在苏联国防部大楼同苏军元帅们会见，出席会见的有朱可夫、马林诺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宾主双方共叙两党、两军的友谊，气氛十分热烈。

　　值得注意的是2月6日赫鲁晓夫在接见朱德和刘晓时的谈话。赫鲁晓夫详细介绍了苏联农业的落后状况。他说，苏联农业集体化虽然在组织上、技术上解决了问题，但粮食产量长期低于十月前（1913年）的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党的农民政策不对，斯大林认为国家已经给了农民土地就算是对农民的最大照顾，可以无穷无尽地从农民身上挤出东西来。没有给农民必要的和可能的物质利益。农民送到收购站的粮食得到的报酬，甚至弥补不了运输费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党的既不了解农民，也不熟悉农业。斯大林除1928年到过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未去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农村，苏共中央局的其他大体上也是如此。

　　2月11日，代表团的其他3名成员、谭震林、王稼祥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

　　2月13日，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来到代表团驻地，向代表团介绍了苏共二十大的议程和各国代表团的情况，请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朱德表示要致贺词。

　　2月14日上午10时，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代表大会。第一天，赫鲁晓夫作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仅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功绩，反而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与法制，在执政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另外，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新问题。他指出，在火箭——核武器时代，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越来越多样化，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朱德、对上述问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有可能否定斯大林的问题提高了警惕。为此，代表团立即致电中央和毛主席，请示对策。中央在回电中明确指出：会议照参加。

　　2月15日，朱德代表中央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并宣读中央的贺词。朱德在发言中首先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表示感谢。接着全面肯定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国内政策方面，高度评价了苏共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的做法；在外交方面，赞扬了苏共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肯定了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对澳和约），推动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增进同芬兰、挪威的关系，等等。朱德在发言中指出：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和久经考验的、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党坚如磐石的团结分不开的。”“苏共中央遵循主义学说，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紧密联系千百万苏联人民，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粉碎了贝利亚阴谋叛徒集团。苏共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世界各国党的卓越模范，是世界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突击队’”。朱德在发言中最后说：“苏联党、苏联人民同中国党、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种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它已成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中国党将永远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党和其他各国的党一道，为巩固世界和平，为实现全人类的进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月16日，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他没有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他说，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个人迷信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十九大以前得到了传播，这给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种理论和实践缩小了人民群众和党的作用，减弱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党内，压制了党员的积极性、首创性和主动性。

　　同一天，苏共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的米高扬的发言最引人注目。他第一个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斯大林。他不仅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还批评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之后，‘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这一大家知道的论点，在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时候，对我们未必有所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这些论点并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的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以及战后许多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事实。”米高扬还列举了斯大林在外交和国内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提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洗”运动。

　　苏共二十大期间的2月21日是中国旧历除夕。朱德、、谭震林、王稼祥等到我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同使馆人员共进除夕晚餐，并摄影留念。

　　在随后几天的苏共二十大上，布尔加宁作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1956-1960年）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像以前的代表大会一样，代表们热烈地讨论并一一通过了这些报告。2月24日，苏共二十大在选出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后宣布闭幕。

　　外国代表团没有料想到，就在大会闭幕的2月24日晚间，大会秘书处又把所有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重新召集到克里姆林宫，举行秘密会议。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所以称它为秘密会议，称赫鲁晓夫的报告为秘密报告。会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向代表团解释说：你们本来是可以参加的，我们对代表团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但是如果你们参加了，其他党不参加，不好办。我们不希望其他党的代表团参加，因此你们也就不要参加了。后来听说，作为例外，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贝鲁特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拉克西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大概是因为他们同30年代大清洗有牵连吧。

　　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代表团。我驻苏使馆一秘阎明智、我和周彦连夜译成中文，供代表团研究。

　　代表团看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很多。谭震林认为，我们不能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该有自己的态度。朱老总说：报告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是来这里做客的，不便于讲什么。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至于表态的问题，待向中央汇报后再说。

　　2月28日，赫鲁晓夫接见了朱德、、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气氛友好而热烈。赫鲁晓夫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他说，不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代表团根据事先商定的对策，对赫鲁晓夫所谈的关于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表态，采取了回避态度。

　　在同赫鲁晓夫会见后，、谭震林立即回国向中央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特别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朱老总留下继续参观访问，王稼祥留在莫斯科另有任务。

　　朱老总在我驻苏使馆参赞温宁、一秘阎明智陪同下于3月2日到古比雪夫参观。那里有苏联建造的第一个大型水电站，还有坚固的大型地下掩体工事。苏德战争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郊区时，苏联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迁到了古比雪夫。朱德到达古比雪夫时，朱可夫元帅出面迎接，随后朱德到古比雪夫州委会办公室，听取了州委所作的关于该州各方面情况的介绍。

　　接着朱德一行到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访问。3月7日，朱德一行抵达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住在一个宾馆里。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一部分人感到冰河开始解冻，可以为受的人平反冤假错案了；另一部分人感到忧虑和愤怒，要为斯大林声张正义。第比利斯是斯大林的故乡，持后一种情绪的人居多，而且反映特别强烈。当第比利斯的群众得知朱德住在这里时，就聚集在宾馆周围喊叫，他们高呼：“东方的兄弟们，你们说句公道话！你们要支持真理啊！”他们要求朱德同他们见面并讲话，朱德无奈，便走到阳台上与他们见面，并委托温宁代表他讲话。温宁主要讲了一些中苏友好的客套话，也讲了几句对他们表示同情的话，并呼吁大家安心工作，遵守秩序。在整个讲话中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提赫鲁晓夫的名字。宾馆周围群众越聚越多，苏方特别是格鲁吉亚党政，加上我代表团工作人员，都站在宾馆大门里面，以防群众冲进院子里来。天黑后，我代表团被安排立即离开第比利斯，乘火车前往巴库，在巴库乘火车去哈尔科夫参观访问。事后苏方告诉我们，在我代表团离开第比利斯的第二天，那里的军警同参加集会的群众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人。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波兰总统贝鲁特，在参加苏共二十大后，于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中央来电通知朱德，要他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华沙参加贝鲁特的葬礼，代表团成员是：驻苏大使刘晓和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朱德在苏联各地访问了12天后，于3月14日回到莫斯科。当天他率领刘晓到莫斯科苏联工会圆柱大厅吊唁贝鲁特，并在其灵柩前敬献花圈。第二天，朱德、刘晓乘飞机抵达华沙同王炳南汇合，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3天后朱德返回莫斯科。

　　在回国途中，朱德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了3天，于1956年3月底回到北京。（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