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Sports历史之源 历史之镜周恩来曾动情地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日理万机，归根结底，就是要努力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开国总理，他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为探索这条道路而夙夜吐哺、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周恩来参与运筹帷幄，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前线司令员是彭德怀，最高统帅是，周恩来是协助运筹这场战争的主要助手。就他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身份而言，就他参与领导这场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而言，就他经历这场战争全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方面工作而言，除了外，付出最多和作出贡献最大的就数周恩来了。从决策入朝作战到指导停战和谈，从指挥外交斗争到协调后勤保障，从1950年7月主持筹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身的东北边防军到1958年春开始安排志愿军分批凯旋回国，周恩来实际上发挥着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副帅”作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备了安全的外部环境保障。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从1953年始，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向国家工业化目标进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周恩来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主持编制和实施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基的“一五”计划之中。他两次率代表团赴苏商谈“一五”计划建设项目，与苏联斯大林等会谈多次。经过逐项研究，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发展其他产业和培养建设人才，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在党的八大作执行“一五”计划基本情况的报告，从基本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八个方面论列了“一五”计划的伟大成就，指出“一五”计划的执行和超额提前完成，将使国民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一五”期间取得的工业生产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100年成就的总和；工业增长速度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对于我国走向中国式的现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指出，新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主义阶段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正式宣布：此后开始实行新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着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阐释和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进“三大改造”，特别强调这三点：一是不采取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即和平转变。二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有不同的形式，即农业和手工业走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化道路，对工商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三是社会主义改造将使我国经济发生根本变革，这场由人民政权实行的，将使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人人都成为劳动者。经过三年多时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党的八大决议郑重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即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否则，“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党对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这一表述与当时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宣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已经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同时对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也有明确要求，并且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交通运输业的命脉作用更加凸显，从而强化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也要现代化的认识。这是周恩来代表党提出上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考量。这初始的“四个现代化”已载入八大党章，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早雏形。

　　1956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的报告，主要讲党中央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突出这样五个问题：一是明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既能够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也能够适当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二是“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是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按比例、互相协调发展，妥善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等多种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用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三是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和工农业的发展速度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钢、煤、粮、棉等主要指标既有较大增长又留有一定余地；国家建设规模大小，主要决定于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四是强调生产力的分布，既要适当分散又要互相配合，反对过分集中和互不联系的两种偏向；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要结合好。五是强调更好地利用价值规律，活跃市场流通，在国家统一市场的主导下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对所有商品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从而对国家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这个报告的指导思想尽管在1958年“”运动时受到过批评，但在发现“”运动的指标过高、经济关系比例失衡等错误后，在1960年的《十年总结》讲话中赞赏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呵！”这实际上是为周恩来恢复名誉。“二五”计划强调的妥善处理上述多重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主要由于“”和“反右倾”运动的错误，再加上普遍发生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经历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底，周恩来首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星空体育、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他牵头带领有关部门提出许多特别举措，经中央批准实施，包括解散农村食堂、调整农村政策和大量进口粮食等，首先解决粮食问题；随后狠下决心，伤筋动骨砍基建，压缩三千万城镇人口，以及调整关系和制定科教文政策等。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克时艰，胜利完成调整任务。三年特别困难时期变成三年特别艰苦奋斗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段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刻骨铭心的历史，对于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是历史之镜。

　　四个现代化的初始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至1960年初他又提出现代化的国防问题。这样，1962年12月下旬，周恩来与有关部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目标。1963年1月下旬，他又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基于上述变化，1964年12月下旬，他在三届全国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对“四个现代化”内涵的规范表述。这个战略目标凝聚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党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它的提出对于从严重困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是个莫大的鼓舞，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励志图强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也是新时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历史之源。

　　1975年1月，周恩来抱病在四届全国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确定三届全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报告是先由他本人、后来在主持下起草的。周恩来病重后，主持起草时要求：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报告最后要落实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正是在、周恩来擘画的上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979年10月初，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将“两步走”发展战略调整为“三步走”发展战略。此后，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直至习总在党的二十大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是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继续丰富和发展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