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2022年第6期目录及内容摘要苏内战争结束后，为了保障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各苏维埃共和国按照列宁的建议成立了苏联星空体育官网。从1922年成立到1991年解体，苏联走过了由兴盛到衰亡的曲折历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宣告终结，美苏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国际格局朝着美国独大的“单极”体系严重倾斜，并演变为“单极”与“多极化”的激烈斗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有过不少严重失误和深刻教训。苏联的成立和发展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内容提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烟草种植在美国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初步兴起和早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烟草种植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加之烟草市场波动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18世纪末在美国南部兴起了农业改良运动。工业的发生对棉花产生了巨大需求，推动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的兴起和繁荣。19世纪末，棉铃象鼻虫虫害对棉花种植造成严重打击，南部的棉花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19世纪40年代，新型烟草亮烟的出现使南部烟草经济再度步入繁荣。半个世纪后，亮烟引发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亮烟经济也走向衰落。美国南部的作物种植史是由市场、技术、种植园制度、农作物、土地、昆虫等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正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综合作用推动着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烟草和棉花种植一方面促进了南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地力耗竭和土壤侵蚀等生态危害，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南部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导致南部陷入贫困。

　　内容提要18世纪，为提升国家实力，许多欧洲大国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并逐渐形成全球植物流动网络。美国建国初期，在科学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托马斯·杰斐逊力图通过掌握前沿的植物学知识，建立实验性的园圃，积极参与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植物流动网络，实现对外来高价值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经济植物等的引种与推广，最终达到改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增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目的。尽管杰斐逊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的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部分植物被成功引种和推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早期农业的多样化经营，丰富了家庭及农业生产。此外，杰斐逊对引种外来植物的倡导不仅鼓励了当时许多实验农场的建立，更成为留给后世持续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遗产。迄今为止，外来高价值植物对美国农业不断改进的影响依然在持续。本质上，植物引种实验是杰斐逊应用实用的植物学来推动美国农业进步的尝试，反映了启蒙科学对他的影响。

　　内容提要北美殖民地早期捕鲸业劳动力多为鲸鱼资源丰富地区的农民，兼职合作捕鲸。早期捕鲸活动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提升了社会地位。随着欧美市场旺盛，美国捕鲸业规模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提升。美国乡间白人青年、南方黑人和葡裔亚速尔人、佛得角人相继成为捕鲸业的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捕鲸业劳动力日趋分化，形成了捕鲸商人、捕鲸经营者和捕鲸手三个等级。捕鲸商人利用捕鲸经营者剥削捕鲸手，形成了异化劳动现象：捕鲸手同鲸鱼产品异化，从思想和实际层面失去了对鲸鱼产品的掌控；捕鲸手与捕鲸活动异化，沦为了捕鲸工具，丧失了对捕鲸活动的热情；捕鲸手与捕鲸商人的关系异化，二者从合作变为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捕鲸手的异化进一步增加了对鲸鱼资源的破坏。首先，异化劳动从认知层面降低了捕鲸活动的阻力。其次，异化劳动导致新手比例增加，由此带来的技术欠缺致使鲸鱼死亡数量大幅提升。最后，异化劳动加剧了捕鲸手与鲸鱼之间的对立关系，增加了捕鲸手的捕杀力度。美国捕鲸业造成的生态危机是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内生性危机。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和普通法的兴起，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水权（通航权和河岸权）冲突加剧，磨坊堰和鱼堰成为阻碍河道通航的主要障碍。破坏河道通航的行为被视为破坏“王之和平”的公共妨害。河道治理举措主要有两种，一是签发令状经由普通法诉讼，二是权利受损者向国王或议会提交。从实际成效看，河流堵塞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趋于缓解。从议会的视角看，河道治理的意义凸显：议会提升了议会的司法审判权、私人向公共的转变见证了下议院的成长、公共立法比重的提升扩大了议会的立法权、河道立法体现了议会治理的法治化和程序化特征。透过、调查、立法等程序，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河道治理展现了民众、国王与议会三者互动的加强。

　　内容提要在近代早期英格兰伯爵科恩堂区，村民基于多种交往形式而形成互惠关系，这造就一个复杂的社会权力网络，其中既有处于圈的中等阶层与社会边缘群体，也有“第三群体”，他们会有不同的司法境遇。一名违法者从违法到真正被贴上污名的标签而受到惩治，同时在司法档案中留下记录，这中间蕴含多方力量的权力博弈。伯爵科恩堂区的例子显示出，英格兰乡村犯罪惩治具有“近代早期性”。一方面，犯罪惩治的矛头已经指向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乡村中远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当时的地方司法运作还远没有促成一个“犯罪阶级”的形成。当时英格兰国家法律受制于基层微观，这使得每个地方形成一种权力格局，而这一格局是由当地社会权力网络决定的。国家法律已经对各种犯罪做出界定，但在法律执行阶段，乡村社会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内容提要“人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用来表达对战争的态度和认知的一个基本描述。它产生于以“人民”为主题的公共话语体系，是“人民”意涵与民众的战时经历，以及对战后秩序的诉求互相融合的产物。“人民战争”话语叠加了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对“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基本认知。英国政府中的精英从战争动员的角度阐释“人民战争”的重要性，追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来自社会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则从英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突出“人民战争”话语的社会变革意涵。普通民众接受了融合政府战争动员与战后社会变革内涵的“人民战争”话语。“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反映了话语理念与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它不仅推动了英国“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也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的社会转型。

　　内容提要加洛林时期，罗马教宗的选任制度依据769年罗马会议教令、817年《路易条约》和824年《罗马法规》，历经三次法理上的变革。罗马内部矛盾与外部帝国政策的相互作用是推动这一制度不断变革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经历了从谋求教士自治到寻求帝国庇护，最后受制于帝国直接管控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始终遵循“法兰克—教宗联盟”的关系框架，即教宗对帝国相对独立又有所倚赖，帝国对教宗以保护为主又有所制约。这种在动态中保持平衡的政教关系模式，是双方基于理想与历史实际的折衷选择。这也使得加洛林时期成为中世纪史上政教关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

　　内容提要在拜占庭帝国的黑暗时代，由于瘟疫多次复发和外敌频繁入侵，帝国人口资源在短期内锐减。人口骤减造成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全面衰落，从而导致帝国财政严重紧缺，动摇了帝国的经济基础。拜占庭统治者为了实现“衰后复兴”，采取了一系列缓解帝国人口危机的举措。从短期政策来看，拜占庭统治者实施人口迁徙战略，通过重新分配帝国内部人口资源，来优先复苏帝国核心区域的经济和城防；通过迁入外邦人口，争夺人口资源，来增强帝国的军事防御，增加社会劳动力。从长期政策来看，拜占庭统治者鼓励世俗生活，打击修道主义，提升女性和儿童的社会地位，倡导多生多育的社会风气，从而推动人口自然快速增长。这些政策最终解决了人口危机，进而推动拜占庭帝国走向复兴。